那个叫铁牛的人把我推倒在地，然后招呼着其他红袖标，押着我爸爸，一路呼喊着口号离开了我们院子。我跟在他们后边跑到大门外边，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我爸爸抬起来，向装卸麻包一样扔上了大卡车，那辆大卡车的车帮上糊满了红色的大标语，整辆车似乎不是钢铁和木头制作的，而是用红色的大标语糊出来的。
卡车轰隆隆吼叫着疾驶而去，我怅然若失，胸膛里空空****，大脑里乱哄哄好像一个受到惊扰的蜂箱。我妈妈出来了，把我拉回了大院，让我跟她们一起收拾扔了满院子的家什破烂。我们把扔在院子里的桌椅板凳被褥衣服捡起来，搬回屋里。这个时候，白家兄弟们已经开始对我们实行专政了，他们在一旁对着我们喊口号：打倒历史反革命的狗崽子、一对狗男女两个反革命，生了一堆小反革命，打死你们……
过后，我妈妈告诉我们，那些红袖标不知道从哪得到的消息，说我爸爸是漏网的历史反革命，是国民党上校军官。我们兄弟姊妹听到这话，都傻了，打破脑袋我们也想象不出，我爸爸那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国民党的上校，怎么可能是历史反革命。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分辨事实的能力，虽然我妈背过人一再强调，我爸爸是好人，绝对不是历史反革命，更不是什么国民党上校。然而，我们仍然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当中，我心里，并不敢坚信我爸爸是无辜的，因为那些红袖标代表的绝对不是他们自己，如果是没着落没影子的事情，他们怎么能就那么样把我爸爸给押走了呢？
沉重的精神负担让这个红艳艳的世界，在我的眼中变成了灰色，变成了黑暗无比的末日。从那以后，我们在大院的孩子里变成了低级动物，变成了可以任由他们欺辱的异类。最可怕的是，不但精神上我们承受着难言的折磨，就是生活上，我们也因我爸爸被关押进了牛棚，立刻陷入了绝境。
辞职以后，告别了官府，坚守了对老爷子承诺，我爸爸带着我们一家，过着挣一天吃一天毫无保障的日子。**开始了，天桥的艺人们大都成了“四旧”的代表，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即使我爸爸没被抓起来，实际上也不能再到天桥卖艺了。可是，不卖艺他还可以干别的，总不至于让家里没了任何收入。坐吃山空，总还得有山才行，我们家别说山了，连块像模像样的石头都没有。那些日子，我妈妈整天在外边跑，我们这些孩子也不知道她跑些什么，更不知道我们每天三顿饭她是怎么张罗出来的。
我们有我们孩子自己的世界，也有我们自己的麻烦。
我们最大的麻烦就是白家三兄弟。白老大让我制服过，曾经相当一段时间表现不错，很老实，再也没敢对我和我弟弟使坏。白家三兄弟跟我们实际上是一种冷战状态，谁也不搭理谁，他们有他们的圈子，我们也有我们的圈子，我们的圈子就是刘大叔家的丫头和他儿子。在我爸爸关押起来以后，我们仍然还能跟刘大叔一家正常交往，他们也没有做那个时代常见的划清界限之类的事情。
我爸爸成了历史反革命，我们就成了狗崽子，白家兄弟立刻原形毕露，而且变本加厉的欺负我们。身分的变化，让我和我弟弟这样的狗崽子彻底丧失了心理优势，在他们面前彻底失去了对抗意志。他们联络了胡同里的孩子们，对我们百般侮辱，我们出入都能听到狗崽子、反革命的辱骂声。不过，他们似乎又有他们的界限，那就是不直接跟我们动手，可能，那一次痛打，让他们心有余悸吧。
我弟弟现在就像一条乖巧可怜的小狗，整天依偎在我的身旁，似乎我取代我爸爸成了他的保护人。而我则不知不觉地也对弟弟产生了一种过去感受不到的爱怜、责任感，也许，这就是家庭遇到危难的时候，亲人之间自然而然产生的同命相怜、呼吸共存的本能意识吧。北京夏天的胡同热得要命，每到这个时候，胡同里就会有卖冰棍的小商贩经过，一路上吆喝着：“冰棍，五分钱一根，冰果白糖绿豆沙，好吃消暑败火，冰棍，五分钱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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