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允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其立身清正，且好直言进谏。朝廷有什么处理不当的事情，高允总是恳求皇帝召见。尤其文成帝时（亦是一个开明有为而相当明智的皇帝），他常常屏退左右侍从，单独接见高允并与之面谈。有时从早晨一直谈到黄昏，或者一连数日不出宫。高允有时动情激论，言辞切中时弊，文成帝虽有些生气，却深知高允的直节劲气和激谏无忌的良苦用心，依然信任无疑，礼遇而善待之。比如，公元458年，高宗（文成帝）返回首都平城后，即大兴土木——建太华殿。时任中书侍郎的高允则认为此举骄奢劳民，便直言劝谏说：“太祖开始兴建城池宫殿时，考虑到不误农时，施工一律用农闲时节。况且，我们建国的时间已很久，现有的宫殿足够使用。退一步说，即使要扩建宫室殿阁，也应逐步实施，而不能仓猝行事。照现在的建筑规模，初步核算，共需征调民夫差役二万人，而需供应饮食的老弱妇女，又得增加一倍。规模大，要求严，预计半年才能竣工。一个农夫不下田耕种，就会有人挨饿，何况竟然动用六万多人，劳力和费用，实在难以计算！这是陛下最应留心的事情。”文成帝认为高允所言甚是，接受了他的进谏。
高允还励行俭德，居官清廉。以至经常让他的儿子们上山砍柴，以维持家中的生活。有一次文成帝亲自到高允家，看到只有几间简陋的茅草房，**只有粗布做的被褥，厨房也空荡荡的只有食盐和青菜。文成帝不禁连声叹息，赏赐高允绸缎五百匹，粟米一千斛，并任命高允的长子高悦为长乐太守。文成帝由衷尊重高允，从不直呼其名，而尊称为令公。
不过，坦率地说，我对这一记载多少是存了些疑的。长期在朝为官的高允再怎么廉洁，基本的俸禄还是有的。再怎么也不至于要住草房，砍柴烧乃至厨房里只有青菜和食盐吧？要么他确实尚俭，有钱不花。要么就是他在刻意作秀，或者史官在为其夸饰？年代久远而资料有限，我无从考证也不欲考证，姑且存疑吧。但有一件事，却是确确凿凿地见诸于史乘，充分闪现着高允非同凡响的人格的光辉，令我不得不折节三叹，由衷钦服。
此事发生于北魏皇帝拓跋焘主政时期。拓跋焘命崔浩主持修订国史，高允也参与其中。拓跋焘特别面谕他们要“务从实录”。于是崔浩他们便当真“实录”起来，把拓跋焘先祖辈们的履历行状和“丰功伟绩”据实列叙，几乎是无论善恶毫不讳言，却不知帝王们不为好龙的叶公者几稀，再加上小人们谗夫交构，拓跋焘勃然大怒，一纸诏命，竟将崔浩收系于狱中。眼看着命将不保了。
高允也参与了修史，自然也要受到牵连。而他曾是太子拓跋晃的师傅。太子知道此事后，便想保全高允。特意将他召来，面授机宜道“我当导卿入谒内廷，至尊有问，但依我言，当可免罪。”高允答应得很干脆。谁知真随太子进见皇上
时，回答得却全不是一回事。当时，太子让他留在外面，自己先进去见父皇，说高允是个小心谨慎之人，修史的事，全是崔浩作主，与高允并无干系，请贷免高允的死罪。
拓跋焘命太子召高允进去。太子将自己的意思告诉了高允，让他照此回答便可。谁知当皇上问高允：“国史统出崔浩之手么？”高允竟不慌不忙地跪下道：“太祖记是前著作郎邓渊所作，先帝记及今上（指拓跋焘）记，臣与崔浩共著。崔浩但为总裁，至于下笔著述，臣较崔浩为更多。”
拓跋焘顿时盛怒，瞪大眼睛逼视太子道：“允罪比浩为大，如何得生？”
太子也慌忙跪下道：“天威严重，允系小臣，迷乱失次，故有此妄言。臣儿曾向允问明，俱说是由崔浩所为”。
拓跋焘又转向高允道：“太子所陈，是否确实？”
太子眼巴巴地望着高允，希望他再不要乱说了，谁知高允依然从容不迫地回答道：“臣罪当灭族，不敢虚妄。殿下乃是怜臣，欲全余生，所以有此设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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