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易储记(1/3)
南北朝时期的南梁，沈约曾在《立太子恩诏》中说：“自昔哲后，降及近代，莫不立储树嫡，守器承祧。”
这里的“立储树嫡”，说得便是封建时代关于皇位继承的基本宗法制度，即帝王在位时，应该及早确立储君，即其将来的继承人：太子。而“树嫡”则表明其选择继承人的一般原则，即太子之位原则上应该由帝王的嫡长子担任。如果嫡长子早夭或犯罪等，则从嫡长孙或嫡次子或庶出长子中确立。所谓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特殊情况下，也有立太弟（如宋太祖即传位给太弟赵光义）或太孙的。但无论如何，及早确立并选择称职可靠的继承人，乃是封建帝王的头等大事，因为这关乎其家天下“千秋万代”“守器承祧”之根本。否则一旦皇帝不测，国家权力的交接就会出现大问题。然而，虽然尽早确立太子有利国家的稳定，但也会产生很多弊病。由于太子是未来的皇帝，“天子”的身份和权力足以让任何有一丝可能觊觎者为之铤而走险；再加上在位皇帝往往儿子众多，尽管有“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法统，但毕竟时有例外，故帝王的子嗣仍然大都想争这个太子之位，以致历史上几乎所有朝代都有皇子间为争皇位而明争暗斗。手足相残，鱼死网破的事例比比皆是。故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每个朝代的兴亡和衰败都与立储有着极大的关系。而帝王们囿于这一封建立储制度所固有的弊病而几乎无不为立储问题而费心伤神，甚至不得不“大义灭亲”，为免后患而杀掉、废掉一个或几个自己的亲儿子，另立太子以确保皇位能传给贤良之后，此即所谓易诸。而事实上，帝王们易诸，从后来的结果来看，也往往事与愿违，继任者非但没能“守器承祧”，反且加速了本朝的灭亡或引发惨烈内斗、血腥祸乱。远的不说，隋文帝杨坚在皇后与次子杨广的合谋算计下，废太子杨勇而易立次子杨广，好不容易终结二百多年分裂局面，重新建立起大一统帝国的隋王朝，就因继位的杨广之胡作非为而二世而亡。
而史上几乎尽人皆知的英明君主唐太宗李世民，被史家评定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能打天下又能治天下的有道明君”；其在位时“任用贤能，从善如流，闻过即改。视民如子，不分华夷，开创了被誉为‘贞观之治’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最突出的太平盛世，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富强昌盛的封建国家”；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盖世英主，在处理自己的“家事”即立储的问题上，也显得那么地力不从心，甚至伤心绝望到一度愤激而要自杀，最终虽费尽心机却仍不得不易储。而其易诸的过程颇为耐人寻味，其易诸的结局则更令人扼腕三叹——虽然新太子即后来的唐高宗李治，也有一定能力，并在执政初年扩大了中国的版图并也取得了“永徽之治”之政绩，但他不几年后就因为自己温柔懦弱的天性而大权旁落，最终成就了武则天的篡夺梦，使大唐大天下一度易帜为“周”。
其教训不可谓不惨痛，其结果却不可谓不必然。
唐太宗易诸，尽管也是迫不得已，但实际上却是一种必需乃至可谓正确的决断。因为他的太子已骄侈急迫到丧心病狂，以至磨刀霍霍，将欲砍掉老子的脑袋了。所以他的问题并不出在易储，而在于易哪位储上。正是在这一点上，英明的唐太宗犯下了一个他一生中少有的致命错误，即经反复权衡，（尽管有过再易之念）最终选中了确实称得上温良仁孝，看上去似乎十分理想，而实际上却有着“胎里毛病”的李治，以致铸成大错，几乎就彻底断送了大唐社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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