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言似乎有理。然更多的学者却纷纷为陈寿辩白。崔浩在《魏书》中说：“陈寿《三国志》有古良史之风，其所述文义典正，皆扬于王庭之言，微而显，婉而成章，班（固）史以来，无及寿者。修之曰：昔在蜀中，闻长老言，寿为诸葛亮门下书佐，被挞百下，故其论武候云：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浩乃与论曰：承祚（陈寿）评亮，乃有故义过美之誉，案其迹也，不为负之，非挟恨之矣。”到了清代，朱彝尊、杭世骏、钱大昕、王鸣盛等人皆提出有力的理由为陈寿辩护。朱彝尊在《曝书亭集》中说：“街亭之败，寿直书马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致败。初未尝以父参谡军被罪借私隙昝亮。至谓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则张俨、袁准之论皆然，非寿一人私言也。”
钱大昕《潜研堂集》亦说：“承祚于蜀，所推重者惟诸葛武候……其称颂盖不遗余力。”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则云：“寿入晋后，撰次”亮集“表上之，推许甚至，本传特附其目录并上书表，创史家未有之例，尊亮极矣。评中反复称其刑赏之当，则必不以父坐罪为嫌。”
由此可见，此一讼争，非但未损陈寿之名，反更令人刮目于陈寿，足以肃然起敬。恰如陈毅诗云：“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而以我个人之浅识。亦觉陈寿对孔明“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之评不无道理。譬如孔明之七伐中原，在蜀中朝野一贯有较多不同意见。而孔明的看法是偏安一隅非自保之长计，不如主动北伐反有终胜之可能。这种战略应该说是正确的。但考虑到蜀魏之实力仅十、一之比，连年动武又未能建功。在此局势下就不如倚仗蜀中之险坚壁固守，养精蓄锐，以待良机。至少可能令蜀汉多维续几年。而孔明却继续穷兵黩武，不仅自己七出
祁山，“出师未捷身先死”。他的战略还影响到姜维，又来个九伐中原。连年劳民伤财的结果，就只能是大大折损自己的国力，反而加速了蜀亡的进程。
二、一丘之貉说曹刘
作为晋之史官，陈寿在撰志时，多有为司马氏讳之曲笔。这是一个疵点。但也只是一个以今人眼光来论之疵。毕竟身处封建专制之旧时代，以完全公正客观来要求陈寿可谓苛责。那种年头，达官贵胄倘且常因利害之争或一言不慎而满门遭戮，区区一介史官，敢于忤逆天朝，等于不要自己的脑袋了。然正因为此，反更见出陈寿撰三国时的种种非凡胆略与勇气。书名三国志，即已表明他将从晋之角度看纯糸伪逆的蜀、吴与曹魏同等看待，这已是非凡之举了。在志中，他基本客观地评价了刘、孙、曹三家，且不避忌讳，大量收录刘备在蜀中称帝时，蜀臣蜀民的上进书、表，巧妙地表达了他对刘备的尊崇之意。这固然与陈寿原为蜀吏有关，也是他在心理上仍然潜伏着刘汉正统观的迹象之一。相反，对于魏主曹氏父子们，他虽然不同于一般民间或史籍那样大张挞伐，并多少略去一些曹操的奸邪行迹，但同时也略去了曹丕即帝位时的劝进表奏等记载。这与对刘备的描述形成鲜明对比，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陈寿的政治倾向。这真是煞费苦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实属难能可贵。
而处于明代的罗贯中，他来演义三国时，自然不必如陈寿那般有所顾忌了。他完全可以更公正地来表现那一段史实。然而，被誉为七实三虚的（我觉演义之虚实恐只能对半而论）演义，作者的政治倾向性似乎太偏了些。出于作者政治观及人生观的需要，强烈贯穿着全书的扬刘贬曹之倾向，支配着作者苦心经营，一味穷写蜀汉之正之忠，一味狠斥曹魏之伪之奸，几乎到了完全不顾史实（当然这并非绝不可以）与艺术辩证法的地步。以至于我们无论从读史或读文学角度出发，感情上都可能与罗贯中本意相同，不知不觉地将屁股坐在了刘蜀一边，为刘氏天下忧而忧，为刘氏天下乐而乐；以至读演义至后半，越读越沮丧，越读越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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