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作者在对立中表现人物，原意恐怕是想将其与刘备对比着写，以曹之奸来彰显刘备之忠，结果却由于种种原因，反而倍显了刘备的伪。如作者借刘备对庞统的话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岂不正好暴露了刘备的阴险与韬诲之奸吗？而作为一个艺术典型，刘备也由于作者主观意图的固执、拘谨而显得单薄偏弱，恰恰成了曹操的“陪衬人”。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也。
比较演义，三国志中的曹操完全是一个正面形象了。显然这也有不可信处，原因如前所述，在于陈寿所处的历史时期及其地位的关系。然毕竟是一个有责任感与道德感的史家，凭心而论，陈寿相对于小说家之罗贯中，写作态度到底是严肃得多了。三国志对曹操的描写或许不算是很客观的，却也未必有多少粉饰。陈寿对曹操的评价读来亦觉公允：
“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缰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掣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唯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顺便说一句，以前总以为曹操的确是一个“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的极端利己主义者。可以说这句名言是天下人最恶操之为人之处了。因为它是起因于演义中一个令人发指的情节，即曹操出逃路上，吕伯奢为招待他出外沽酒，他因多疑，闻屋后人（为款待他）杀猪声，疑为加害而一气误杀8口人，后明知错了，索性又将好心的吕伯奢杀了。并在此情形下说了上述那句名言。
此事自然不见于三国志。但不能说这情节完全是罗贯中的虚构。《孙盛杂记》曾记载此事云：“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然而，除此而外，不少别的记载，事实虽大同小异，却再无负我负人之论：
世语曰：“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魏书曰：“太祖……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
由此看来，曹操无端滥杀无辜当属无疑。但其是否曾说过那样**裸的“负人”论，却是可以商榷的，至少我手头证据尚嫌不足，姑且存疑。但即使他没说过此类话，作为一个滥杀许多无辜，双手沾满黄巾鲜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大军阀，曹操绝对算不得一个好“王者”，这是无疑的。之所以我在此为曹操说上几句好话，不过是从艺术创作及艺术审美的角度，对刘备曹操这两个艺术形象及陈寿、罗贯中这两位作家，作某种比较而已。总而言之，我认为就曹刘二人而言，无所谓好坏，都是一丘之貉。而就陈、罗二人之写作态度而言，我个人则较为欣赏也更理解陈寿一些。当然，史与文学并不是一回事；而尽管文体大相径庭，罗贯中的写作能力，作品的感染力是要胜于陈寿的。胜就胜在他笔下驱驰的是一群典型化的艺术人物。在那“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大背景下，虽然“是非成败转头空”，但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他们有声有色地演义着的自己的性格与历史，让我们这些后生小子，“白发渔樵”，得以“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
谈中”。是何等地动人，何等的诗意，何等的壮美！
三、箕豆相煎何太繁
丕曰：“吾与汝情虽兄弟，义属君臣，汝安敢恃才蔑礼……吾今限汝行七步吟诗一首。若果能，则免一死；若不能，则从重治罪，决不姑恕！”……丕又曰：“七步成章，吾犹以为迟。汝能应声而作诗一首否？”植曰：“愿即命题。”丕曰：“吾与汝乃兄弟也，以此为题。亦不许犯着‘兄弟’字样。”植略不思索，即口占一首诗曰：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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