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愉再次找到院方，刘家桢表示，你已经生了2个孩子，横竖又不是处女，何必这么在意这件事。陈愉听了，大为恼火。另一名院领导孙明表示，可以让6名嫌疑人各自赔偿2亿圆法币，再将其赶出医院。陈愉不为所动，坚持伸冤。院长蔡善德威胁陈愉：“如果你坚持伸冤，你丈夫的病就很难治疗，到时候，把你再抓起来，孩子也无人照料。”
回到病房，陈愉将事情告知丈夫，楼将亮气的吐血。陈愉背着楼将亮再次到医院控诉，并要求对自己身体进行检查。医院迟至11日上午10时，也就是案发后32小时才进行检查。检查出面部有伤十处、臂部有伤一处、**有伤四处。因距离案发太久，没有提取到精液精斑。
就在陈愉伸冤的时候，9月18日下午1时，陈愉年仅4岁的儿子被一名护士带出病房，此后就再也没有回来。陈愉疯狂寻找，始终找不到孩子。直到4天后，也就是22日，当地报纸上登出“迷途男孩，速往警局认领”的消息后，陈愉才赶到警察局将孩子领回。
四处申冤
一名大校的老婆被**，申诉尚且艰难，普通的百姓该当如何呢？
然而这一切只是开始。按照当时的法律，现役军人实施强奸行为的判处死刑，所以当陈愉上诉的时候，很多国民党官员都感到头疼。
陈愉最先来到汉口市妇女会，该会负责人是张人骥先生，他是国民党国大代表，汉口市参议员，他听了陈愉的哭诉，义愤填膺，表示要坚决为陈愉伸冤，严惩6名嫌疑人。张人骥带着陈愉找武汉警备司令阮齐，阮齐托病不见，经张先生再三恳请，始由阮的妻子代为接见。阮的妻子听了陈愉的哭诉，表示一定转告阮齐，但没有下文。
之后，陈愉来到军法处、浙江旅乡同乡会、汉口市参议会、武昌市参议会、湖北省参议会等进行了控诉。
记者商若冰得知此事后，采访了张人骥和陈愉，并将此事发表在《正风报》，文章引起哗然，很多报纸争相报道，全国上下皆知。当时，白崇禧任华中军政长官，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白崇禧也要有所作为，便将此案交给联勤总部第九补给区司令军法处处理。
办案人员来到医院后，对案发当日的医务人员和病人进行了走访，医院人员纷纷表示不知道，病人众口一词，说：绝不可能发生这种事件，而幕后的操纵者正是院方领导和被告家属。
不过，在走访的过程中，医院的训导员朱恢肆向工作人员说：他亲眼看到医务长孙明和凌志在政工室里密商对策；他亲耳听到蔡院长恐吓陈愉，“如果你坚持告状，就得找铺保（担保人），否则原告就得押起来。要告状，我们就要告诉你丈夫你被**。”
第三天，朱恢肆哭着跑到军法处请求保护，有人说他是“诬告”、是“间谍”，甚至放风要“杀掉”他。军法处将朱的报告交给白崇禧，白崇禧给武汉陆军总医院下达命令：“希查办恫吓朱恢肆之人员并保障朱恢肆之安全。”
反诬栽赃
陈愉的奔走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在社会压力下，第九补给军法处将6名嫌犯收押。
嫌犯在收押前，已经进行了串供，坚持不承认强奸，坚持陈愉在诬告。
嫌犯被羁押后，家属们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们公开召开茶话会，邀请社会各界名流参加，阐述他们对案件的看法，恳求社会支援。他们多次联名打电报，写申诉信、辩护书给白崇禧、朱鼎卿及军法部门，要求“公正处理”，还在武汉的报纸上发表声明、启事，宣传他们的观点。在一份给朱鼎卿的辩护词中，他们栽诬“陈愉是否神经正常”，“牺牲他人名誉抬高自己身份，是否尚挟有其它目的。”
他们连续三天在武汉所有大报上刊登了《被诬家属崔钟秀贞等敬告各界书》，《敬告书》列举种种现象，力图证实原告证据之不足：
一、陈愉**，经检查，无红肿及淤血现象，且**无精虫，医学上精虫在58小时内仍能留存在**，此显未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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