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前的某些篇章中，我对秦兵马俑的考古发掘做出了一些不敬甚至是批评的叙述，这里需要补充的是，秦兵马俑坑和秦陵考古工作者的敬业精神以及对秦文化或者相关文化的研究所付出的努力和热情，以及取得的成果，是我所了解的中国不同的考古队中最为出色的，也是最为优秀的。也许是关中优厚的文化积淀和文化遗风，滋养了他们秉承文化遗产和破解文化遗存的性格，只要走进秦俑馆和秦始皇陵考古队就不难发现，这里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有各自的研究成果刊之于世，诧异之余，让人多了几分敬佩。明珠上尽管洒落着尘埃，但尘埃毕竟遮不住明珠的光亮，这便是我对秦兵马俑坑和秦始皇陵园考古发掘工作近30年来所做出的整体评价。
走笔至此，不禁使我想起了在秦将军俑头案中倒了霉的原秦陵考古队常务副队长王学理。按他的说法，自己参加秦俑的建馆、发掘、研究先后共历18个春秋，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其实依我的观点来看，他则是功劳、苦劳、疲劳三者兼得者。何以言之，只要回顾一下我在此前叙述的他的工作经历和命运沉浮即可领悟。现在需要补充的是，王学理由于将军俑头案而被撤职查办后，不久就离开了秦俑坑发掘工地，回到了位于西安市省考古研究所的家中。在闲居的日子里，他于苦闷中一面写申诉材料，为自己喊冤叫屈，一面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与文化良知，默默地做着关于秦俑和秦文化的研究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他凭着多年的发掘积累和深厚的学术功底，硬是写出了《秦始皇陵研究》、《秦俑专题研究》和主编了《秦物质文化史》三部像砖头一样厚的著作。这三部作品同时出版后，得到了学界的一致好评，其锋利的笔触、广博的知识、丰富的资料、独特而又切中历史真实要害的剖析，以及流畅的文字叙述，都显示出这三部著作所具有的大家气度。而其中的《秦物质文化史》和《秦俑专题研究》，分别获得了“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著作鼓励奖和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这样的情形很容易使人想起太史公的千古绝唱：“昔西伯拘姜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斯言甚是。
汉阳陵出土的车马与随行俑群（王学理提供）
几年后，王学理的上诉在没有结果中有了结果，这便是上级业务部门让他再度出山，先后主持汉鼎湖宫和汉阳陵[3]从葬坑的调查、发掘工作。梅开二度，王学理深知机会难得，不可错过，便将苦闷与彷徨以及个人得失置于事业之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随着新局面的不断开拓，王学理信心倍增，干劲冲天，自1991年5月以来他领导的汉阳陵陵园考古成果，被列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和陕西省“十大新闻”之一。除国内媒体外，美国《国家地理》、《时代周刊》杂志和法国《费加罗杂志》分别做了长篇报道，一时间，汉阳陵考古盛况空前，举世震动。遗憾的是，这样的好景并未长久，当我第二次赴西安采访时，他已被刚上任只有26天的陕西省考古所所长韩伟突然宣布退休，并令其立即移交文物、离开发掘工地。此时的王学理先是于惊愕中听凭事态的发展，等回过神来之后又颇不服气，于是又引爆了一连串被告与反被告、擒拿与反擒拿的台前幕后的大角逐，王学理再度卷入了是非恩怨的旋涡之中，并演出了一场轰轰烈烈（王学理说是摘桃子与保桃子之战）的关乎政治命运和人格尊严的悲壮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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