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博物馆业务干部曲儒同志的象牙微雕在本馆对外部出售，怎么实行30%的资金收入提成？”郑安庆以眼前的实际事例颇不服气地反驳。
“曲儒是曲儒，你是你，陕西省博物馆的曲儒不归我管，秦俑博物馆的你归我领导。”馆领导也寸步不让，提出了比郑安庆所引用的事例更实际的问题。
“中国是几个共产党领导？”郑安庆以他的聪明与才智把这场辩论像艺术创作一样推向极致，而使一切对手都无法超越并望而却步。
馆领导被噎了一下，索性挥挥手，示意郑安庆：“这次你的列席会议已毕，请回吧。”
郑安庆愤然走出，大呼不平。
馆领导悄然落座，怒不作声。
这场闹剧的结果是，博物馆小卖部从此不再收留郑安庆的篆刻印章和拓片，并命令郑安庆停止篆刻活动。
冲突既开，就无平静收场的可能。悲剧的帷幕已经拉开，也只有就此演下去。
郑安庆与日本教师原野茂的书信往来仍在进行。这边的郑安庆为他代买中国的文房四宝及字帖、印谱、篆字字典等印刷书籍，那边的原野茂向郑安庆回赠日本出版的书法、印章等书籍，同时提出：“我的日本学生很喜欢您的印章和拓片，希望今后多多提供您本人的艺术作品。”
其后，原野茂的朋友白霞洋（原日本书法家访华团秘书长）给郑安庆来信，提出了和原野茂相同的希望，郑安庆觉得盛情难却，就笑纳了这个朋友，同时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先后篆刻了近200枚姓名印章，通过邮局寄给原野茂、白霞洋和他们的学生。
1981年7月，原野茂、白霞洋等再次访华，并带来14英寸彩电一台、收录机一架赠予郑安庆作为酬谢。
原野茂、白霞洋回国后，仍觉得盛情未了，又先后3次通过日本和中国银行给郑安庆汇款7000余元人民币，其中原野茂的5000元汇款理由是“友人赠予”（日本银行汇款凭据）。
原野茂与白霞洋给郑安庆的汇款引起了陕西中国人民银行的警觉，他们把款转至临潼中国人民银行分行的同时，要求该行到秦俑馆了解具体情况，秦俑博物馆领导一看日本帝国主义赠予了这么多钱，背后一定有鬼，于是借机将汇款单扣留在馆内，未通知郑安庆。
当日本方面的汇款人在信中得知郑安庆没有收到汇款后，立即寄来汇款凭据，郑安庆持凭据赶赴陕西中国人民银行查询，当他得知此款已转至临潼中国人民银行分行后，又赴临潼询问。
“是你们馆里的领导暂时不让发给你本人。”临潼分行方面回答并当即表示：“我们再到馆里催问一下，是公款由他们领，是你个人的就马上给你。”
在银行方面的多次催问下，郑安庆的汇款被扣压3个月后，终于从银行领取出来。
“是不是你把文物弄出去了？”秦俑博物馆领导向郑安庆询问，神情充满惊讶与怀疑。
“日本人喜欢我的章子，我给他们刻了章子，这是他们给我的劳动报酬和答谢。”郑安庆坦诚地回答。
“以后不要再搞了。”馆领导强硬地做着命令。
“给日本人刻书画印是不是犯法？”郑安庆毫不服气地反问。
“不是犯法。”馆领导回答。
“既然不是犯法，那我还要刻。”郑安庆倔强地申明了自己的态度。
“那你就刻吧。”馆领导嘴角微微翘起，涨红的脸上透出一股阴冷的寒意，“走着瞧！”
郑安庆的厄运不久便降临了。
1982年5月1日，美国著名美术收藏家韩默500年藏画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揭开帷幕，秦俑博物馆一美工当时正在北京出差，在荣幸地目睹了画展之后，回到馆内以激动、敬慕之情向同行宣称：“是百年难逢的罕事，很值得一看。”酷爱绘画艺术的郑安庆闻听此言，难以抑制心中的亢奋之情，立即找到馆领导提出：“我以5月1日、2日的值班换成休假，补加一个星期日共3天时间自费到北京去看一下韩默的画展，成不成？”
“噢？！”馆领导先是吃了一惊，以警惕的目光审视着郑安庆，沉思片刻说道：“这个问题我不能做主，你到省文物局去请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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