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王阳明对于科举之业究竟持何种态度呢？我们从他的文章和书信中可以略知一二。正德三年（1508），三十七岁的王阳明被贬谪到贵州龙场。在此期间，他写了一篇《重刊〈文章轨范〉序》（《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二）。《文章轨范》是宋末谢枋得所作。谢枋得参加过科举考试，并且被赐“进士及第”的荣耀。他为了助后来者举业之事，特意编著了此书。
侍御王汝楫到达贵阳之后，慨叹当地修习科举之业的人太少，于是根据自己的记忆，誊写了《文章轨范》六十九篇，并拿出自己的俸禄重新刊印发行，还委托王阳明为重刊本作序。
王阳明在序中阐述了参加科举考试的必要性，指出如果不参加科举考试，不获取功名，就不能出仕为官，也就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说：
夫自百家之言兴，而后有“六经”；自举业之习起，而后有所谓古文。古文之去“六经”远矣，由古文而举业，又加远焉。士君子有志圣贤之学，而专求之于举业，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虽有圣贤之学，尧舜其君之志，不以是进，终不大行于天下。
盖士之始相见也必以贽，故举业者，士君子求见于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饰，是谓无礼；无礼，无所庸于交际矣。故夫求工于举业而不事于古，作弗可工也；弗工于举业而求于幸进，是伪饰羔雉以罔其君也。虽然，羔雉饰矣，而无恭敬之实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饰羔雉者，非以求媚于主，致吾诚焉耳；工举业者，非以要利于君，致吾诚焉耳。
世徒见夫由科第而进者，类多徇私媒利，无事君之实，而遂归咎于举业。不知方其业举之时，惟欲钓声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尝有其诚也。邹孟氏曰：“恭敬者，币之未将者也。”伊川曰：“自洒扫应对，可以至圣人。”夫知恭敬之实在于饰羔雉之前，则知尧舜其君之心，不在于习举业之后矣；知洒扫应对之可以进于圣人，则知举业之可以达于伊、傅、周、召矣。吾惧贵阳之士谓二公之为是举，徒以资其希宠禄之筌蹄也，则二公之志荒矣，于是乎言。
王阳明将“举业”比喻成臣下向君主进献的贡品，给世间轻视科举之人当头一棒。同时，王阳明还对世人通过科举考试沽名钓誉的行为提出了批评：举业若无恭敬之实，则徇私谋利矣。
王阳明认为，在有志于圣学的基础上，再来修习举业，这样参加科举才会有意义。最后他还指出，修习举业是古之圣贤建功立业的重要一步，阐明了参加科举的必要性。
自宋代圣学觉醒以来，举业就陷入是与非的争论中。二程最早致力于举业，但后来遇到周敦颐之后便放弃了举业，转而修习圣人之学。朱熹的辩友陆九渊更是激烈批评科举之弊甚于佛学和老庄思想等异端学说。
总而言之，王阳明将修习圣学看作是参加科举考试的目的。正德六年（1511），王阳明四十岁，在给妻弟诸用明的回信（《王文成公全书》卷四）中再次提到了举业与圣学的关系。诸用明在信中说自己的两个孩子虽然年少，但都已参加科举考试，还劝告王阳明不要辞官。
对此，王阳明在回信中写道：
得书，足知迩来学力之长，甚喜！君子惟患学业之不修，科第迟速，所不论也。况吾平日所望于贤弟，固有大于此者，不识亦尝有意于此否耶？便中时报知之。
阶阳诸侄，闻去岁皆出投试，非不喜其年少有志，然私心切不以为然。不幸遂至于得志，岂不误却此生耶？凡后生美质，须令晦养厚积。天道不翕聚，则不能发散，况人乎？花之千叶者无实，为其华美太发露耳。诸贤侄不以吾言为迂，便当有进步处矣。
书来劝吾仕，吾亦非洁身者，所以汲汲于是，非独以时当敛晦，亦以吾学未成。岁月不待，再过数年，精神益弊，虽欲勉进而有所不能，则将终于无成。皆吾所以势有不容已也。但老祖而下，意皆不悦，今亦岂能决然行之？徒付之浩叹而已。
在上面这封信中，王阳明告诫妻弟不要急于让两个侄子参加科举考试，专心做学问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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