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不排斥科举，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如果不考取进士，就很难实现自己经世济民的理想。但是，如果只重视科举，不注重身心修行的话，又会陷入功利霸道之歧途。王阳明对此深感忧虑，所以劝诫妻弟在让侄子们参加科举考试之前，一定要让他们先做学问，好好修行。
正德十三年（1518），王阳明四十七岁。是年，他平定了江西赣州之乱。在平定叛乱后，他给家乡的知名人士邦英、邦正兄弟写了两封信（《王文成公全书》卷四），其中也阐述了圣学与举业、生活与举业的关系。他说：
昆季敏而好学，吾家两弟得以朝夕亲资磨砺，闻之甚喜。得书备见向往之诚，尤极浣慰。
家贫亲老，岂可不求禄仕？求禄仕而不工举业，却是不尽人事而徒责天命，无是理矣。但能立志坚定，随事尽道，不以得失动念，则虽勉习举业，亦自无妨圣贤之学。若是原无求为圣贤之志，虽不业举，日谈道德，亦只成就得务外好高之病而已。此昔人所以有“不患妨功，惟患夺志”之说也。夫谓之夺志，则已有志可夺；倘若未有可夺之志，却又不可以不深思疑省而早图之。
每念贤弟资质之美，未尝不切拳拳。夫美质难得而易坏，至道难闻而易失，盛年难遇而易过，习俗难革而易流。昆玉勉之！
在另一封信中，王阳明写道：
得书，见昆季用志之不凡，此固区区所深望者，何幸何幸！世俗之见，岂足与论？君子惟求其是而已。
“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然谓举业与圣人之学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则虽应接俗事，莫非实学，无非道也。”而况于举业乎？谓举业与圣人之学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忘之，则虽终身由之，只是俗事。”而况于举业乎？忘与不忘之间，不能以发，要在深思默识所指谓不忘者果何事耶，知此则知学矣。贤弟精之熟之，不使有毫厘之差千里之谬，可也。
在上面两封信中，王阳明认为，不通过举业而求仕官，与不尽人事而责怪天命一样，都是错误的。举业和圣人之学并不相悖，重要的是有无圣贤之志。如果不立圣贤之志，即使每日谈论道德，也不会成为圣贤，最终只会陷入追求功利的世俗之学，或者陷入追求高远的佛老异端。
王阳明的这一观点，其实程颐早已论之。王阳明以及宋朝之后的许多儒生也都将“圣人之志”当作做学问的根本。
在王阳明看来，秉持圣人之志与致力于举业、科举及第一样，都是儒生的美好夙愿。王阳明坚持不懈地参加科举考试，即使失败两次也没有放弃，最终取得进士，为后来建功立业打下了基础。但是，程颐拒绝参加科举考试，他说：“儒者出仕为官，需君主至敬至礼请之，而不可自己求之。”
程颐的这一主张有些过于理想化，是否参加科举应该根据时间和处境做出相应的调整。王阳明在信中道：“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
因为过于贫困，而不能尽到孝养之责，这时就应该参加科举考试，改变自己的处境，以使自己有能力侍奉双亲。所以说是否参加科举考试并不是仅靠主观意识就能决定的，有时候还会受到现实情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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