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曾巩这人时运不济，他擅长写文章，但应试能力太菜了，一直被埋没。于是，欧阳修撰文为这位粉丝叫屈，写了篇《送曾巩秀才序》，赞扬了曾巩一番，还顺便把当时的选官制度批判了一下。欧阳修说，不是你的错，全是考官的责任。由此可见曾巩的才气。
在欧阳修的鼓励下，曾巩锲而不舍，终于在嘉祐二年高中。
这一年科举，北宋古文运动旗开得胜。苏轼、苏辙、曾巩等人为文坛注入新鲜血液。
3
嘉祐二年考中进士的，还有曾巩的弟弟曾布。
曾巩潜心治学，在政治上鲜有成就，而曾布就不一样，他踏入政坛如鱼得水，日后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是新党的得力干将。这人脾气犟，为人刚直，倒是和他上司王安石很像，被梁启超评价为“千古骨鲠之士”。
打虎亲兄弟。嘉祐二年，有好几对兄弟同科及第，除了苏轼兄弟、曾巩兄弟，还有林希、林旦兄弟，王回、王向兄弟等。不过，那个时代，对后世思想影响最深的，还属理学家“二程”兄弟，程颢、程颐。其中，程颢也是嘉祐二年进士，而程颐虽然名声在外，但和苏洵一样，一生都没考中进士。
兄弟俩师承濂学开创者周敦颐，提出“理”是万物本原，“存天理，去人欲”等主张，开创洛学。而后来与程朱理学齐名的陆王心学，实际上也肇始于程颢。兄弟俩可说是引导了中国以后几百年思想史的发展。
嘉祐二年，榜上有名者，还有另一位理学家张载。张载是关学的开创者，主张“气本论”，算亲戚关系，还是二程的表叔。叔侄关系很不错。
程颢常和张载在寺庙中坐而论道，叔侄俩谈天说地，无所顾忌。程颢豪言，古往今来也就咱俩聊天可以聊到这个高度。
人生在世，总得给自己立个小目标，张载没想挣一个亿，却留下万古流芳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可说这是历代读书人的崇高理想。
可惜，宋代以后，作为官学的理学逐渐变得压抑变态，以至于到了“以理杀人”的地步，二程和张载等人的理想彻底跑偏了。
4
科举说到底是选官制度，嘉祐二年涌现了这么多文化名人，自然也少不了政坛精英。
从神宗在位时（1067—1085年）的王安石变法，再到哲宗在位时（1085—1100年）的元祐更化、绍圣绍述，都有嘉祐二年进士们的身影，新党中有吕惠卿、章惇、曾布等，中间派及旧党中则有苏轼、苏辙、程颢等。双方在朝堂之上明争暗斗，甚至各自党派内部也矛盾重重。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开始执掌政权，主持变法。吕惠卿是变法的二把手，在老王眼里，小吕是位好下属。
王安石比吕惠卿年长11岁，常一起讨论经义，两人意气相投，结为莫逆之交。
王安石变法，事无巨细，都要与吕惠卿商量，大部分章奏出自吕惠卿之手，青苗、募役、保甲等法都是由他制定。有我老王吃的，就有你小吕一份。可是，吕惠卿这人不厚道。
王安石还在前线振臂高呼：“兄弟们，上啊！”回头一看，自家人都在互撕。
先是，吕惠卿和曾布交恶。熙宁三年（1070年），吕惠卿因父丧离职，曾布暂代，他改定了募役法。等到吕惠卿回朝，发现曾布擅自改动了自己拟定的新法，丝毫不念及自己的劳动成果。
吕惠卿一向小家子气，和曾布这梁子就这么结下了。
熙宁七年（1074年），曾布被卷入市易务案。市易法是为抑制兼并、增加财政收入实行的新法之一，市易务是市易法的执行机构。
市易法的原则就是由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等市场短缺时再卖出，以此限制豪商大贾对市场的控制。曾布不得要领，指出市易务的判官吕嘉问派官吏到各地购买货物，禁止商人先交易，这是与民争利，剥削百姓。
吕惠卿趁机利用曾布这直性子，诬告他背叛新法，王安石居然信了。此案导致曾布被罢官，这是新党内部第一次分裂。
同年，王安石因朝野舆论，第一次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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