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惠卿接任参知政事，瞬间自我膨胀，完全忘了自己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执掌朝政后，吕惠卿任人唯亲，专横跋扈，借机收拾政敌。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跟吕惠卿早有过节。王安国热衷于吹笛，王安石曾劝他少沉迷玩乐，王安国却反要老哥远离小人。他所指的小人，就包括吕惠卿。
吕惠卿上台后，将王安国削职放归乡里，没过多久，王安国就病死了。这可是恩人的亲弟弟。
吕惠卿垂涎新党领袖之位，不肯让老上司王安石回朝，借用祭祀赦免的旧例，向宋神宗建议任王安石为节度使。
那点小心思，宋神宗当然知道，立刻质问他：老王又不是因罪被罢免，为何要以赦免的方式复官？
第二年，王安石东山再起，回朝执政，搞了这么多小动作的吕惠卿慌了。
王安石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很快将吕惠卿排挤出朝。吕惠卿从此屡遭贬谪，疲于奔命。
尽管吕惠卿是变法的先驱，在边境也忠于职守，却再也难以进入政治中心，被新、旧党共同嫌弃。
忘恩负义，真的会遭报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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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旧党反对新法的火力一点儿也不小，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从熙宁年间就对新党连续炮轰。朝堂之外，至交好友饮酒赋诗，朝堂之上，新旧两派党同伐异。有时候，同样一拨人，在生活中是朋友，到了朝廷，就成为政敌。
苏轼与章惇的恩怨极具代表性。章惇是苏轼多年好友，二人感情深厚。
据说，有一次，苏轼和章惇一起出游，路过一处独木桥，桥边景色宜人，桥下是万丈深渊。
章惇跟苏轼提议：“要不咱俩一起过去，到对面石壁上题个字？”豪放的苏轼难得冷静一回，觉得没必要冒这个险。
章惇不怕，大笑一声，快步走过，在石壁上写下“苏轼、章惇来游”，然后从容不迫地走回来。
苏轼对章惇说：“子厚兄以后能杀人。”
章惇问，何出此言。
苏轼笑道：“你连自己的命都不顾了，还会顾惜别人的生命吗？”一语成谶，多年以后，章惇确实差点儿要了苏轼的命。
章惇的科举生涯也有几分传奇色彩。
嘉祐二年，章惇进京，高中进士。可章惇一看，状元居然是自己的族侄章衡，当场就不爽了，拒不受敕，打道回府。两年后，从头再来，又一次考中。社会我章哥，就是这么自信。
王安石变法期间，章惇和吕惠卿等人一样，是草拟和制定新法的骨干，而作为旧党的苏轼一向心直口快，好议时政。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身陷乌台诗案，被政敌群起而攻之，命悬一线。
章惇不惧被新党同僚排挤，仗义相助。他撰文劝慰苏轼，并上书神宗：“苏轼弱冠之年就擢进士第，23岁应直言极谏科，评为第一。仁宗皇帝见过苏轼，将他视为一代之宝。如今反而将他置于牢狱，臣实在担心，后世借此事说陛下听谀言而恶讦直啊。”
在章惇等人的援助下，宋神宗网开一面，将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同时受牵连的还有他的弟弟苏辙，被贬为筠州盐酒税监。
这一年，作为朝臣的苏轼“死”了，作为文人的苏东坡却“活”了。
谪居黄州期间，苏轼过着清贫的日子，能用来打发度日的，不过几亩薄田，几壶浊酒。他咏古抒怀，“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他豪放洒脱，“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他乐观旷达，“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他慨然长叹，“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同时，苏东坡也有哀伤的一面。在黄州的第三年寒食节，苏轼作了两首五言诗，挥笔写下有“天下第三行书”之称的《寒食帖》，“何殊病少年，病起须已白”，郁郁不得志的惆怅之情溢于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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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轮流转，宋哲宗即位后，改元为元祐，皇帝年纪尚幼，旧党领袖司马光在宣仁太后的支持下上台执政，力主废除新法，新党倍受打击，史称“元祐更化”。
苏轼被召回朝，这会儿轮到章惇倒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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