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随着大量人口的迁徙南下，秦岭、淮河以南的长江流域地区人口日渐增长，经济蒸蒸日上——与此相比，北方地区却长期处于战乱之中，深受契丹（辽国）、党项（西夏）、女真（金国）威胁的北方地区，动**的军事政治局面，使得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开始全面落后于南方。
以河北为例，唐朝时河北“出产”的状元高达15人，是唐朝时各省之最，但是到了北宋时期，作为与契丹、女真人长期对峙的军事前线，河北在北宋时期的状元人数，却急剧下滑到只有一人。
尽管有诸如寇准等北方重臣的极力维护，然而北方士子在科举竞争中的逐渐落败，已经开始显现出来。
此时，中国历史的天平，已经从北方开始倾斜向了南方：在人口数量上，唐朝天宝六年（747年），当时的北方户口为492万户，南方为257万户，数量对比为65%：35%；
到了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北方户口减少为459万户，南方户口则增加至830万户，北方与南方的人口对比，倒过来逆转成了：35%：65%。
在经济上，北宋的朝廷命脉，也主要仰赖着东南一带的财赋供养，北宋时期的名臣包拯（999—1062年）就指出：“东南上游，财富攸出，乃国家仰足之源，而调度之所也。”
此时，位处长江下游的东南（江南）地区已经成了北宋王朝的经济命脉所在。而经济繁盛的南方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程度，也远远超过了北方地区：北宋时期，位处南方的两浙、两江及福建三个地区，州学普及率均达100%，县学普及率则超过80%。当时，北宋全国高达72%的私人学堂，竟然全部集中在这三个省区，在此情况下，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南方，为科举上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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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时，中国状元前三甲的省份分别是河北、河南和陕西，然而到了宋代，状元前三甲的省份却变成了浙江、河南和福建，南方地区开始明显赶超北方。
南北方状元人数的大规模逆转，在宋仁宗朝时期（1022—1063年）开始出现。当时，北宋共有57名状元有籍贯可查：在宋仁宗朝代以前的北宋，明确籍贯的27名状元中，南方人仅为6人，占比21.4%；然而宋仁宗时期开始的30名北宋状元，南方人却高达21人，占比高涨到了70%。
除了状元，在进士数量上，北方人在进士考试争夺战中，更是几乎全军覆没：当时，在960—997年间，北方籍进士在全国总额中占比还能达到28.4%；然而到了1101—1126年，北方籍进士，已经锐减到了仅占0.08%。
这种南北状元的逆转，和进士数量对比的日益尖锐化，让一代大咖、作为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的司马光，很是恼火，为此，司马光与欧阳修狠狠吵了一架。
当时，北方读书人在科举考试中逐年败北，为此作为北方人的司马光向北宋朝廷进谏说，科举考试这种大统考、公开竞争的方式很不公平，北方有的路（相当于今天的省）竟然连一个考中进士的人都没有，所以科举考试应该搞成大锅饭，按照各个省的户口数量，来平均分配录取名额，实行“逐路（省）录取”，这也就是中国最早的分省考试制说法的由来。
然而，作为江西人的欧阳修却很不赞同司马光的说法，为此他上书跟司马光争论说，科举考试都是匿名考试，中榜后才知道中举人和状元们的籍贯，这种做法“凭才取人、唯才是择”，反正实行的是匿名制的公平竞争，有能者上，怎么能按照省份，搞大锅饭、平均分配呢？
在欧阳修看来，在当时的政治和科举考试上，南方人向来就受歧视，如今凭着真才实学开始出人头地，作为北方人的司马光之流就看不顺眼、想来阻挠了，这实在是很不公平，对于欧阳修的这种观点，同样是江西人的王安石也非常赞同，所以在王安石主持变法时期，北宋的科举考试，仍然沿袭了全国各路（省）公平考试竞争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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