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看来，司马光提倡的“分省录取”制尽管有私心，但确实也反映了当时北方地区在经济文化上相对南方表现出了衰落，因此，“分省录取”制有着“补偿性正义原则”的因素，不能说全然没有道理；但欧阳修的意见也不无道理，公平竞争符合“程序性正义原则”，也有利于国家对人才的最优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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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决定政策走向的，是政治斗争的胜利者。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反对变法的司马光重新上位，并将北宋的科举录取制度，实行了初始化的“逐路取人”（分省录取）制——即作为北方地区的齐、鲁、河朔诸路（省），可以与南方的东南诸路（省）分开考试，并平均分配，保障北方地区的进士录取名额。
尽管在进士考试中，可以受到名额保障的大锅饭照顾，然而一到了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环节，由于状元录取不分地域和籍贯，因此南方人的聪明才学，立马全面爆发，司马光对此曾经恨恨地说：“闽人狡险，楚人轻易！”
言下之意是说，南方人都很狡诈，统统都不可靠。在司马光看来，不仅是欧阳修、王安石这些江西人让他不爽，所有南方人，在他看来都很“狡（猾阴）险”！
政治上虽然有争论，但是南北地区的文化教育失衡，也越来越严重。
在后世扬名的唐宋八大家（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欧阳修）中，除了韩愈（今河南洛阳人）、柳宗元（今山西运城人）两位唐朝名家是北方人外，宋代的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个人，是今天的四川眉山人；王安石是江西抚州人，曾巩是江西南丰人，欧阳修是江西吉安人。
可以说，唐宋八大家的籍贯所在地，也反映出了从宋朝开始南方文化的全面反超北方。
在现在可以考据的北宋进士9630人中，其中南方诸路（省）为9164人，占比高达95.2%；北方诸路（省）仅为466人，占比仅为可怜的4.8%。北方地区在文化教育、科举成绩上的全面落后南方，在北宋中后期开始，也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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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考试与状元分布，这种严重的失衡状态，最终酿成了一起超级命案。
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三月，这一年的科举会试结果公布后，北方的学子立马炸开了锅：
原来，这次科举考试录取的状元陈?是闽县（今福建闽侯）人；榜眼尹昌隆，是江西泰和人；探花刘仕谔，是浙江山阴人——而其他49名进士也全部是南方人。
北方士子们对此非常愤怒，认为是主考官、湖南茶陵人刘三吾作弊偏袒、荫护南方人。
事情闹大了，朱元璋于是下令，派前科状元张信等翰林院的高才，成立联合调查组重新进行评卷，结果张信等人调查来调查去，都认为刘三吾等人的评卷很公平，录取结果不存在什么问题。
对于张信等人的这个复查结果，朱元璋立马勃然大怒。
原来，在朱元璋看来，当时北方地区经过女真人（金国）、党项人（西夏）和蒙古人（元朝）等少数民族政权，历时200多年的统治，才被明朝这一汉人政权收复，此时北方的人心不稳，对于当时明朝、这个位处南京的“南方政权”有的还心存疑虑，虽然刘三吾等人的评卷很可能是公平的，但是却违反了收买北方士子人心这一“政治正确”原则。
在朱元璋看来，如果不“均衡性”地照顾下北方的读书人，那么明朝这个当时的“南方政权”，是难以有效收买北方人心的，且不利于国家的统一。
在此情况下，朱元璋最终下令，将新科状元、福建人陈?，以及复审官员、前科状元张信等20多人分别处死，而主考官刘三吾由于当时已经85岁，才得以逃过一死，被革职充军处理。因此，陈?、张信这两位朱元璋时期的新老科魁，也成了历史上死得最冤的状元。
杀死陈?、张信等状元和南方士子后，明朝洪武三十年（1397年）五月，朱元璋又宣布重新进行科举考试，这一次朱元璋自己亲自阅卷，并将全部61个进士名额，都分给了北方人。同年六月，朱元璋自己主持殿试，专门录取了山东人韩克忠为状元，以笼络北方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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