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回到莱哈脱家去找书。所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给他吞了下去。他多么想爱那个高丽纳与无名女郎的国家，他心中那么丰富的热情找到了发泄的机会。便是第二流的作品，也有片言只语使他呼吸到自由的气息。他还加以夸张，尤其在满口赞成他的莱哈脱太太前面。她虽是毫无知识，也故意要把法国文化跟德国文化作对比，拿法国来压倒德国，一边是气气丈夫，一边因为在这个小城里闷死了，借此发发牢骚。
莱哈脱听了大为不平。他除掉本行的学科以外，其余的知识只限于在学校里得来的一些。在他看来，法国人在实际事务上很聪明，很灵巧，很和气，会说话，但不免轻佻，好生气，傲慢，一点儿都不严肃，没有强烈的感情，谈不到真诚——那是一个没有音乐、没有哲学、没有诗歌（除掉布瓦洛、贝朗瑞、高贝以外）的民族，是一个虚浮、轻狂、夸大、**猥的民族。他觉得贬斥拉丁民族不道德的字眼简直不够用；因为没有更适当的名词，他便老是提到轻佻两个字，这在他的嘴里，像在大多数德国人嘴里一样，有种特别不好的意思。临了他又搬出颂扬德国民族的老调，说德国人是道德的民族（据赫尔德说，这就是跟别的民族大不相同的地方）、忠实的民族（其中包括真诚、忠实、义气、正直等的意思）、卓越的民族（像费希特说的），还有德国人的力，那是一切正义一切真理的象征，德国人的思想，德国人的豪爽，德国人的语言，世界上唯一有特色的语言，和种族一样保持得那么纯粹的——德国的女子，德国的美酒，德国的歌曲……“德国，德国，在全世界德国都是高于一切！”
克利斯朵夫表示不服。莱哈脱太太跟着哄笑。他们三个一齐直着嗓子大叫大嚷，但还是很投机，因为他们知道彼此都是真正的德国人。
克利斯朵夫常常到这对新朋友家里去谈天，吃饭，和他们一起散步。丽丽·莱哈脱很宠他，替他做些很好的饭菜，很高兴能借此机会满足一下她自己的食欲。她在感情方面和烹调方面都体贴得不得了。庆祝克利斯朵夫生日的时候，她特意做了一块蛋糕，四周插着二十支蜡烛，中央用糖浇成一个希腊装束的肖像，手里抱着一束花，代表伊芙琴尼亚。克利斯朵夫虽然嘴里反对德国人，骨子里是十足地道的德国人，对她那股真情的不大高雅的表现大为感动。
至诚的莱哈脱夫妇还会想出更细腻的方法来证明他们的友情。只认识几个音符的莱哈脱，听了太太的主意，买了克利斯朵夫的二十本歌集（这是那出版家卖出的第一批货）分送给他各地教育界方面的熟人；他又教人寄了一部分给莱比锡和柏林两地的书铺，那是他为了编教科书而有往来的。这种瞒着克利斯朵夫所做的又动人又笨拙的推销工作，暂时也并没一点儿效果。分散出去的歌集似乎不容易打出路来——没有一个人提到它。莱哈脱夫妇眼看社会这样冷淡非常伤心，觉得幸而没有把他们的举动告诉克利斯朵夫；否则非但不能使他安慰，反而要加增他的痛苦。可是实际上什么都不会白费的，人生就不少这样的例子；任何努力决不落空。可能多少年的杳无音讯；忽然有一天你会发觉你的思想已经有了影响。克利斯朵夫的歌集就是这样地迈着小步，踏进了少数人士的心坎，他们孤零零地待在内地，或是因为胆小，或是因为打不起精神而没有对他说出他们的感想。
只有一个人写信给他。在莱哈脱把集子寄出了三个月以后，克利斯朵夫收到一封挺客气的、热烈的，表示写的人非常感动的信，用的是老式的体裁，发信的地方是图林根邦的一个小城，署名是大学教授兼音乐导师彼得·苏兹博士。
那真使克利斯朵夫愉快极了，但他在莱哈脱家把搁在口袋里忘了好几天的信拆开来的时候，莱哈脱夫妇比他更愉快。他们一同看信。莱哈脱夫妇彼此丢着眼色，克利斯朵夫并没注意。他当时满面春风，可是莱哈脱发现他把信念到一半忽而沉下脸来，停住了。
“嗯，干吗你不念下去了？”他问克利斯朵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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