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像世界史上许多别的时代一样，有一种极流行的习尚，认为我们之中的智慧之士都看破了前代的一切热诚，觉得世界上再没什么东西值得为之而生活。抱着这等见解的人真是抑郁不欢的，但他们还以此自豪，把它归咎于宇宙的本质，并认为唯有不欢才是一个明达之士的合理的态度。他们对于“不欢”的骄傲，使一般单纯的人怀疑他们“不欢”的真诚性，甚至认为以苦恼为乐的人实在并不苦恼。这看法未免太简单了；无疑地，那些苦恼的人在苦恼当中有些“高人一等”和“明察过人”的快感，可以稍稍补偿他们的损失，但我们不能说他们就是为了这快感而放弃较为单纯的享受的。我个人也不以为在抑郁不欢中间真有什么较高的道理。智慧之士可能在环境容许的范围内尽量快乐，倘他发觉对宇宙的冥想使他有超过某程度的痛苦时，他会把冥想移转到别处去。这便是我在本章内所欲证明的一点。我愿读者相信，不论你用何种论据，理性绝不会阻遏快乐；不但如此，我且深信凡是真诚地把自己的哀伤归咎于自己的宇宙观的人，都犯了倒果为因的毛病：实际是他们为了自己尚未明白的某些缘故而不快乐， 而这不快乐诱使他们把世间某些令人不快的特点认作罪魁祸首。
表示这些观点的，在现代的美国有著作《近代心情》的胡特·克勒区( )(1)；在我们祖父的一代里有拜仑；各时代都可适用的，有《旧约》里《传道书》的作者。克勒区的说法是：“我们的案子是一件败诉的案子，自然界里没有我们的地位，虽然如此，我们并不以生而为人为憾。与其像野兽一般活着，毋宁做了人而死。”拜仑说：
当早年的思想因感觉的衰微而逐渐凋零时，世界所能给的欢乐绝不能和它所攫走的相比。
《传道书》的作者说：
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去的死人，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
并且我以为比这两等人更强的，是那从未存在，从未见过日光之下的恶事的。
这三位悲观主义者，都把人生的快乐检阅过后，获得这些灰色的结论。克勒区氏处于纽约最高的智识阶级群里；拜仑一生有过无数的情史；《传道书》的作者在快乐的追求中还要花样繁多：他曾尝试美酒，尝试音乐，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他挖造水池，蓄有男女仆役，和生长在他家里的婢仆。即在这种环境内，智慧也不会和他分离。并且他发觉一切都是虚空，连智慧在内。
我又专心考察智慧、狂妄和愚昧， 乃知道也令人沮丧。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烦恼，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
照上面这段看来，他的智慧似乎使他受累；他用种种方法想摆脱而不能。
我心里说，来罢，我用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道也是虚空。
由此可见他的智慧依旧跟着他。
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那么我比人更有智慧又为何来？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
我所以憎恨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因为一切皆空，一切令人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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