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晚餐》，达·芬奇，1495年至1498年。
这正是因为印象派画家是“光的诗人”的原故。普通用言语为材料而做诗，他们用“光”当作言语而做诗。普通的言语人人都懂得，但“光的言语”非人人所能立刻理解。要读他们的“光的诗”，必须先识“光的言语”“色的文字”。要识光与色的言语文字，须费相当的练习，这练习实在比普通的学童的识字造句更为困难。何以故？普通的文字在资质不慧的儿童也可以用苦功熟识，谙诵，而终于完全识得应有的文字，能读用这种文字做成的书；但光与色的文字，不能谙诵或硬记，是超乎言说之外的一种文字，故对于这方面的天资缺乏的人，实在没有方法可教他们识得。色的美与音的美是一样的。谐调的色与谐调的光只能直感地领会，不能用理论来解释其美的所以然。所以关于绘画音乐的教育，理论其实是无用的。有之，亦只是极表面的解释；倘有人不解音乐与色彩的美而质问我们do、mi、sol三个音为什么是协和的？黄色与紫色为什么是谐调的？我们完全不能用言语来解答。强之，只能回答说“听来觉得协和，故协和；看来觉得谐调，故谐调”。倘然像物理学者的拿出音的振动数比来对他说明这音的协和的理由；拿出spectrum（光谱）七色轮来对他说明黄与紫的谐调的理由，则理论尽管理论，不解尽管不解，学理是一事，美感又是别一事，二者不但无从相通，且恰好相反，越是讲物理，去美的鉴赏越是远。
莫奈在1908年画的三幅《威尼斯大运河》。
《睡莲》，莫奈，晚于1916年。
不必说“光的诗”的印象派绘画，就是普通言语做成的“文学”，在缺乏美的鉴赏的人也是不能完全理解的。他们看小说只看其事实，只在事实上感到兴味。这与看绘画只看题材（所描事物意义），只在题材上发生兴味了无所异。莫泊桑（Maupassant）的《项链》（TheNecklace）使得多数人爱读，只是因为其中记录着遗失了借来的假宝石，误以为真宝石而费十年的辛勤来偿还的一段奇离故事。英国新浪漫派(1)的绘画使一般人爱看，只是因为其描写着莎翁剧中的事迹。认真能味得言语的美，形、线、色调、光线的美的人，世间有几人呢？
只有音乐与书法，可以没有上述的错误的鉴赏。因为音本身是无意义的，字的笔画本身也是无意义的。文学与绘画必须描出一种“事物”，音乐没有这必要，文字——如果不误作文句、文学——也没有这必要。故二者可以少招误解。招误解固然比文学绘画少得多，然而理解者也比文学绘画少得多。可见纯粹的技术，是普通一般人所难解的，所怕的。
所以要理解“光的诗”的印象派绘画，最好取听音乐的态度，或鉴赏书法的态度。高低、久暂、强弱不同的许多音作成音乐美；刚柔、粗细、长短、大小、浓淡不同的许多线作成书法美。同样，各式各样的光与色的块或条或点作成印象派的绘画美。这绘画美就是所谓“光的言语”“色的文字”。真正懂得音乐美的人可不问曲的标题，所以乐曲大都仅标作品号码；真正懂得书法的人可不责备字的缺损或脱落，故残碑断碣都被保存为法帖。同样，真正懂得绘画的人也可不问所描的是何物，故稻草堆与水面可连作十数幅。
《奥菲利娅》，米莱斯，1851年至1852年。
“太阳崇拜的画家”“光的诗人”“向日葵的画家”。他们不选择事物，但追求光与色的所在。美的光与色的所在，不论其为何物，均是美的画材。因了这主张，莫奈以后的群画家，就分作两种倾向：一是纯粹的风景写生的画家，即西斯莱与毕沙罗；二是现代生活表现的画家，即雷诺阿与德加，他们都是法国人。
因为追求光与色，故自然倾向于光色最丰富的野外的风景的写生。因为不择事物，故自然不必像从前地取noblesubject为题材，而一切日常生活、琐事细故，只要是光与色的所钟，无不可取为大作品的题材了。
《舞女弯腰》， 德加，1885年。
《圣乔治·马焦雷岛》，莫奈，1908年。
《圣拉扎尔火车站》，莫奈，1877年。
《开花的苹果树》，莫奈，1873年。
(1) 此处指英国拉斐尔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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