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丝的使用，自然是一个大发明。丝的使用，起于黄帝元妃嫘祖（说不足信）。麻的发明，起于何时，亦无可考。知用麻、丝之后，织法的发明，亦为一大进步。现在衣服材料，为用最广的是木棉。其普遍于全国，是很晚的。此物，《南史·林邑传》谓之吉贝，误为木本。《新唐书》作古贝，才知为草本。《南史》姚察门生送南布一端，白居易《布裘》诗“桂布白似雪”，都是指棉布而言。但只限于交、广之域。宋谢枋得《谢刘纯父惠木棉》诗：“嘉树种木绵，天何厚八闽？”才推广到福建。《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六年，置浙江、江东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则推广到长江流域了。其所以能推广，和纺织方法，似乎很有关系的。《宋史·崔与之传》：琼州以吉贝织为衣衾，工作由妇人。陶宗仪《辍耕录》说：松江土田硗瘠，谋食不给，乃觅木棉种于闽、广。初无踏车椎弓之制。其功甚难。有黄道婆，自崖州来，教以纺织，人遂大获其利。木棉岭南久有，然直至宋元间才推行于北方，则因无纺织之法，其物即无从利用，无利之可言了。所以农工两业，是互相倚赖，互相促进的。（此节略据《陔余丛考》）（《吕著中国通史》上册，第242、243、244页）明清之交，始及于黄河流域，棉织之自南输北者大减，民颇受影响，吴伟业曾作七古咏及之。民国初，浙江云和县之下流社会，冬尚未知衣棉。一物之传，其难如此。（《本国史（元至民国）》，见《吕思勉文史四讲》，第93页）
从宋到明币制的变迁
中国的币制自汉以前，本来金、铜并行（战国时已有用金的法子。譬如孟子之齐，齐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秦人散金行间以图六国，可为战国用金之证。后来秦并中国，制币为二，黄金以镒计，铜钱重半两。是为汉以前金铜并用之证），其时铜钱价贵，黄金除豪商、贵族外，人民是不很有的。后来贸易发达，铜钱增多，价格渐跌；黄金却因佛教输入，写经、塑像，消耗甚多，渐渐的减少了。乃于铜钱之外，兼用布帛。布帛是不能久藏的，且亦嫌其笨重，北宋时，四川乃发生纸币，谓之“交子”（交子是货物交换媒介的意思。先是唐宪宗时代，已有一种“飞钱”制的发生。宋代官商，都感到旅行带多数的钱，累重不便，私自为券，是为“交子”），由富人主持其事，担任兑现。行之久，富人穷了，付不出现来，争讼繁兴，乃改由公家发行。宋、金、元、明四代都用他。宋人谓之“交子”“会子”“关子”，金、元、明都称“钞”。因历代都不免于滥发，价格都跌落到不能维持，明朝宣宗时候，就把他收回烧毁，不再行用了。纸币既跌到不能行使，铜钱又已绝迹，人民乃不得已而用银。其事起于金朝末年（事在金哀宗正大年间。正大，自公元一二二四至一二三一年。银的初起，是因铜钱被纸币驱逐净尽，用来代铜钱，以便小额交换的；不是因铜钱价格太低，而兼用银子的），到明朝废钞票后，就赋税也渐次收银了，然只是用私量的法子行使，始终没有铸造。和铜钱，亦听其各以本身的价格涨落，始终没有厘定主辅的关系或比价。
隋唐后币制之变迁
隋唐之世，宇内清平，交易复盛，铜钱感觉不足：国家既无此大量之经费整理，私铸、私销亦不能禁绝。既苦不足，又病紊乱。而交易之额日巨，铜钱运输，又觉不便。于是唐中叶后有飞钱，宋初有交子。飞钱乃后世之汇兑，交子则兑现之纸币也。由民间自为，而其后皆由政府之干涉，以至失败。货币为量物价之尺，其本身之价格宜划一而不宜纷歧。金银铜铁，本身同为实物，价格自难齐一。与其以两种以上之金属为主辅币，而设法维持其比价，自不如以一种金属为货币，而以纸代表其巨数。故飞钱、交子之兴，实合于货币进化自然之趋势，而为政府利用之以筹款之策所破坏。纸币既跌价不复可用，铜钱又被驱逐几尽而不能恢复，乃不得不代之以银。此事起于金之末年，至明宣宗时尽废钞币而大成。故中国之用银，乃所以代铜钱供零星交易之用，非以钱质量值轻；而以银与之相权。故对于以银为主币，视铜钱为辅币之理（即视铜钱之本身无价格，而视为银币之几分之几），始终不能了解。至前清末年，欲行银本位制，始终多所扞格，直至法币行，而货币政策乃告成功。（《本国史复习大略》，见《吕思勉遗文集》上册，第655—6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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