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侵关内，正如卢象升所言，根本无意进攻北京。北京城大墙高，重兵把守，一旦他们久攻不下，双方必然陷入拉锯战中。各路驻军前来，誓死保卫北京，保卫皇帝，清军很难全身而退。
11月10日，卢象升率领3万兵马，在昌平严阵以待。
清军则绕过北京城，像飓风一样，向北京南面刮去。
清军专逮病鸭子、捏软柿子，不啃卢象升这块硬骨头。卢象升便决定主动南下，与清军主力部队血战。他命令麾下诸将，挑选精兵快马，组成敢死队，于11月20日夜里，分4路偷袭清军主力大营，并对所有参战人员下了死令：“刀必见血，人必带伤，马必喘汗，违者斩！”
总督中官高起潜对卢象升的作战计划非常不屑。他认为，两军作战，实力弱、不怕死的结果只有一个——输得更惨、死得更快，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陆地野战，明军根本不是清军的对手，半夜偷袭和半夜送死，没有什么区别。
卢象升不怕死，他怕。
于是，高起潜便以他部骑兵少为借口，不肯出兵助战。
高起潜和杨嗣昌都是主和派，根本不想与清兵交战。他们对清军态度是，一忍再忍，忍无可忍也要忍，不能以任何理由破坏和谈环境。清军抽明人的左脸，明人不但不能还手，还要笑着把右脸递过去。
高、杨二人，之所以不对清军宣战，是因为在明国官场上，主战、主和两派各持己见，各不相让，争论不休。是战是和，作为明政府一把手崇祯皇帝，一直是摸棱两可，没有鲜明的态度。
危急时刻，崇祯皇帝态度不明，群臣只能去猜。群臣都知道崇祯皇帝脾气不好，杀人如同切菜般不假思索。他们早已习惯先猜测崇祯皇帝的想法、需要，再决定他们该说什么，怎么说。
作为主和派，高起潜和杨嗣昌的所有行为，自然要围绕“一切行动为了和谈”而进行。一旦崇祯正式授权他们和谈，他们就不会因为上谈判桌之前，与清军撕破脸而被动。
卢象升不但不配合杨、高议和，还坚持与清军决战到底，这让杨、高二人非常不满。他们为了证明和谈是正确的，便对主战的卢象升，采取不支持、不配合的态度。他们利用手里的权力，处处给卢象升出难题，设圈套，使绊子。
杨嗣昌命高起潜担任援军总监，又把4万援军一分为二。山海关、宁远等诸路军，归高起潜指挥；宣府、大同、山西三地的援军，归卢象升指挥。
虽然崇祯皇帝任命卢象升为“各路援军总指挥”，实际上，归他指挥的兵力，还不足2万。但是，卢象升对此不生气，不抱怨，不改变他重创清军的决心。他命麾下军队驻扎北京城外，加强战备，严阵以待，做好随时打硬仗的准备。
杨嗣昌见分兵手段对卢象升不凑效，不免有些担心。他担心卢象升打败清军，让他在崇祯皇帝面前没面子、在崇祯皇帝心里失位置。因为他一直向崇祯皇帝强调，明军不是清军的对手，主战是自不量力、自取其辱的行为。为了证明他的预见正确，便通知卢象升到通州与高起潜开会，阻止卢象升的军事行动。
大战在即，卢象升根本没心情开那种全是官话、套话、屁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垃圾会。杨嗣昌不得已，便气冲冲、急冲冲地来到卢象升军中，劝说卢象升要以大局为重，不能轻举妄动。
卢象升是说实话、干实事的人，看不惯杨嗣昌这类打着官腔、唱着官调，却不干官事的官场万金油。他认为，各地驻军来北京，不是来公款旅游的。大炮一响，黄金万量，人吃马喂开销甚大。来之不战，花着纳税人的钱，却看纳税人被外敌抢掠、凌辱的热闹。这样做，上对不起领导，下对不起群众，中间对不起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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