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象升没给他的主管上司留情面，直言不讳地说：“你们坚持与毫无人性的清军议和，拿着纳税人的钱，为自己买平安，难道良心就不受谴责吗？你们入内如何面对圣上的信任，出外如何面对百姓的委托？圣上命我进京，不是要我用嘴谈判的，而是要我用刀杀敌的。所以，我必以杀敌驱敌为己任。家父新亡，作为人子，我不在家守孝，已是不孝；国家有难，我作为军人，不去以身报国，就是不忠。如果我主和，则是不忠不孝之人，还有什么脸面立于人世呢？！”
卢象升义正词严，问得杨嗣昌哑口无言。
过了很久，杨嗣昌才说道：“我知道你忠君爱国，但是，不论如何忠君，如何爱国，我们除了**以外，还应该用理性做支撑。作为世代享受皇恩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忠君爱国之心，但是，忠君爱国是需要条件的，同时还要具备忠君爱国的能力。不然，我们的忠君爱国，就难免会变成一场灾难。忠君爱国，其实是一种能力，而不是一股冲动。现在，我们虽有忠君爱国之心，却无忠君爱国之力，最起码，暂时没有。你有与清军决战的**是好的，但是，你的**，就等于把尚方剑架在我的脖子上，把清军的马刀架在大明臣民的脖子上啊！”
卢象升对杨嗣昌的论调不以为然：“没有忠君爱国之心，就不可能有忠君爱国之力。自从我弃笔从戎那一天起，我就以战死疆场为荣。因为我是战士，所以我要战死。圣上把尚方剑交给我，我就一直把它架在我的脖子上！如果领命却不能歼敌，尚方剑哪会轻易架到别人脖子上？清军穷凶极恶，屡次杀我百姓，掠我钱粮，作为大明军人，不战而言抚，我做不到！”
卢、杨二人，虽同为官场人，但人生追求不同，政见自然不同。结果，两个人再次不欢而散。
不管怎么说，杨嗣昌都是崇祯皇帝身边的红人、卢象升的上级。卢象升惹恼了一把手身边的红人，触怒了直接主管领导，结果只能陷自己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11月20日夜，卢象升按原计划向清军发起攻击，因兵力有限，又无强援，结果以失败告终。
同一天，高起潜部的刘伯禄部，在卢沟桥与清军遭遇，没有任何作战思想准备的明军，险些全军覆没。
骁勇善战的“天雄军”都被清军打败，这让明政府里的气氛陡然紧张。
11月24日，崇祯皇帝担心清军攻打北京城，便把在京的所有大臣，分派到北京各个城门守城，并命人火速檄召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巡抚孙传庭等人，率15万大军北上救援。
12月初，清兵依然没有攻打北京，而是转战良乡、高阳、涿州等地，然后分兵出击，在大明领土上，由着性子进行烧杀抢掠。
12月18日，崇祯再次召开殿前文武官员扩大会议，研究战局。
工科都给事中范淑泰说：“清军入关1月有余，在我都城周围烧杀抢掠，如入无人之境。面对国难，朝廷内部讨论了1个月，是战是和，却无定议。城外各路援军将领，因得不到上级明确指示，均处于观望状态，战也不是，不战也不是。”
崇祯皇帝听范淑泰这样说，很不高兴，心里暗骂：你们这群白眼狼，平时说起齐家治国平天下，口若悬河，说得头头是道，现在敌人兵临城下，却都成了哑巴。现在败报频传，怎么把责任推到我身上来了？于是，他反问道：“谁主张议和了？”
范淑泰回答说：“现在朝中各个部门，都在竭力封锁所有战场上的消息。兵临城下，是战是和，连高层都忌讳莫深，秘而不传。各路援军虽到京城，对清军却是避而不战。下面的人，外面的人，除了认为政府想议和之外，还能想到什么？”
崇祯皇帝辩解说：“是战是和，是国家绝密级机密，岂能让每个人知道？”
崇祯皇帝把明政府当局对清军的态度，说成绝密级机密，保密范围限制到崇祯皇帝一个人。这让下面的是人，包括兵部的各级领导，也都无话可说。他们不知道一把手想干什么，只能持观望态度，等指示，听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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