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公功臣。
佛氏不著相，其实著相。吾儒著相，其实不著相。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著相，便须逃避。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妇的相？
先生于佛氏，一言而内外夹攻，更无剩义。
问：“读书所以调摄此心，但一种科目意思牵引而来，何以免此？”曰：“只要良知真切，虽做举业，不为心累。且如读书时，知得强记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夸多斗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终日与圣贤印对，是个纯乎天理之心。任他读书，亦只是调摄此心而已，何累之有？”
又举“天理”二字。如此方真是读书，亦便是真格物处。朱子以读书为格物穷理之要，与先生语不无差别。
诸君功夫最不可助长。上智绝少，学者无超入圣人之理，一起一伏，一进一退，自是功夫节次。不可以我前日曾用功夫，今却不济，便要矫强做出一个没破绽的模様，这便是助长，连前些子功夫都坏了。只要常常做个“遯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毁誉荣辱，久久自然有得力处。（已上黄修易记）
言立志。曰：“真有圣人之志，良知上更无不尽。良知上留得些子别念挂带，便非必为圣人之志矣。”（钱德洪记）
吾昔居滁时，见诸生多务知解，无益于得，姑教之静坐。一时窥见光景，颇收近效。久之渐有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故迩来只说致良知。良知明白，随你去静处体悟也好，随你去事上磨炼也好，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的，此便是学问头脑。
问：“‘不睹不闻’是说本体，‘戒慎恐惧’是说工夫否？”曰：“须信得本体原是不睹不闻的，亦原是戒慎恐惧的。戒慎恐惧不曾在不睹不闻上加得些子。见得真时，便谓戒慎恐惧是本体，不睹不闻是工夫亦得。”
此非玄语。《中庸》使天下人斋明盛服以承祭祀，又是谁使他？只为今人解《中庸》鬼神二字是造化之鬼神，所以信先生语不及。而巧者又于此播弄神通，入玄妙观去。
良知在夜气发的方是本体，以其无物欲之杂也。学者要使事物纷扰之时，常如夜气一般，就是通乎昼夜之道而知。
此语端的。良知常发而常敛，便是独体真消息。若一向在发用处求良知，便入情识窠臼去。然先生指点人处，都在发用上说，只要人知是知非上转个为善去恶路头，正是良工苦心也。
仙家说到虚，圣人岂能虚上加得一毫实？佛氏说到无，圣人岂能无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说虚从养生上来，佛氏说无从出离生死上来，却于本体上加却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虚无的本色，便于本体有障碍。圣人只是还他良知的本色，更不著些子意在。良知之虚，便是天之太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日月风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虚无形中发用流行，未尝作得天的障碍。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
是辨三教异同大头脑处，可见惟吾儒方担得虚无二字起，二氏不与也。
问：“释氏亦务养心，然不可以治天下，何也？”曰：“吾儒养心，未尝离却事物，只顺其天则自然，就是工夫。释氏却要尽绝事物，把心看作幻相，与世间无些子交渉，所以不可治天下。”
世间岂有离事之心？佛氏一差故百差。今谓佛氏心不差而事差，便是调停之说，乱道之言。
问“异端”。曰：“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
孟子不动心与告子不动心，所异只在毫厘间。告子只在不动心上著功，孟子便直从此心原不动处分晓。心之本体原是不动的，只为所行有不合义，便动了。孟子不论心之动与不动，只是集义，所行无不是义，此心自然无可动处。告子只要此心不动，便是把捉此心，将他生生不息之根反阻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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