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官员深入一层，在理想的礼治里，帝王也受限制。能够限制帝王的，一个是儒学的道理，即圣人之教；一个是先代的典范，即祖宗家法。而历代的言路和谏官执此以为专职和专业，做的都是规范皇帝手里的君权和防范官场中人出格举止的事，这是西方政治制度里从来没有的东西。民国初年，康有为、章太炎等目睹共和之下的“议员不能监督政府，人民不能监督议员”而引出政局里上下左右之间的龂龁撕咬和无法无天，都很怀念往日据守言路的御史、给事中和他们身后的检察制度。而孙中山改西方的三权分立为五权宪法，特立监察为大法之一，并明言是从中国历史中承袭而来，其眼光无疑同康、章在一路之中。这种怀念和承袭说明，旧时的言路确乎曾以其实际存在的人所共见的作用而在人们心中留下过不容易为岁月磨灭的声光。光绪初年，垂帘听政的西太后因细故触发暴怒，又因暴怒而执意要枉法杀掉宫门护军，而守法的军机大臣和刑部尚书对此束手无策。最终是两个立于言路的讲官引祖宗家法为西太后说理，以此为暴怒的西太后息怒醒神，使之退回到法度的范围以内。可见在那个时候，祖宗家法仍是她越不过去的一种限制。理想的礼治应当包括所有的人和罩住所有的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翻译了《法意》的严复曾引孟德斯鸠所立的定义以为比照，说中国人的礼，其实就是宪法。
这种人各分等而各人又都在限制之中的以礼为教和以礼为治，维持的是一种由等序筑成的秩序和等序之间的大体公道。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在二千多年里能够延续下去，其道理恐怕也在这里。如果着意要打破其间内含的不平等，实际上得到的往往是更大的不平等。十九世纪中期太平天国倡导“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并引西教中“凡天下男子皆兄弟，凡天下女子皆姊妹”来论平等。而一旦建立“天朝”于金陵，则上下之间的等级之分更加森严。比如天王出行用六十四人抬轿，东王出行用四十八人抬轿，其排场远远大过了列朝的太祖高皇帝。至于洪秀全一人而有“八十八个妻”，则显然完全不合乎兄弟姐妹之说。[5]他们打破了礼治，从而不为礼治所束缚，而这种没有束缚的境界显然更不公道。
顺次而论，我们讲的公平或者公正，总是需要有人来主持的。传统社会主持公平或者公正的主要是君权或者说是国家。而以君权维持公道的典型实例便是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人人可以参加选拔官员的考试，从而在一个分等的社会里提供了个体在不同等第之间流动的可能，就应试一方来说不能不算是一种完全的开放和极大的公平。作为国家一方，则当日从乡试开始由朝廷直接提调，而主持各省乡试的京官则一旦奉旨即须速行，不可无端逗留。奉旨速行，意在最大限度地截断人际的私谊渗入公务。而后的一路远行，在清代人的记述中便常是一路孤独，过境地方的州县官仅以接差为度。一旦到达所派省份，则与乡试相关的“监临、司道、监视、帘官行相见礼，各一揖，不交谈”[6]。“不交谈”也就是为了截断评卷的帘内官与监管试场的帘外官之间的沟通与勾连。之后封门隔帘，内外之界绝严。出自士子之手的试卷经收掌、受卷、弥封、誊录、对读，送到阅卷的试官面前时，已经做到揩掉了一切可以辨识的个人特征。朝廷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于这一类细节以处处防弊，用意当然是在维持公正。而后分房阅卷，房官的责任是读和评，按自己的目力选出荐卷，主考和副主考则再读荐卷以定甲乙。这个过程常常会有歧见、争执和商议，最后还要对荐卷之外的落卷作一遍搜检，以示为天下惜人才之意。其间主考和房官的职责分明，以及评卷与争议的相互交杂，都反映了其守护公道之心。与这些周密的法度相对应的，则是科场舞弊常会兴大狱而导致人头落地。因为法度之周密旨在公正，而科场的舞弊直接践踏了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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