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学和近代中国思想走向中的偏失
中国文化重道、学、政相绾连，从而相信学术会最终地和内在地影响政治。因此王夫之论宋代政事而不满于王安石，曾直谓之“以学术杀天下”。[1]若由晚清以来的近代思想走向，以及这种思想走向牵引下的社会变迁和政治嬗蜕为着眼点，以上溯清代二百六十年间的学术取向和流变，则其两头关联的厘然可见，正说明古人留下的老生常谈里常常会有真知灼见。
罗振玉作《本朝学术源流概略》，于末了一章论清学之“失”，首列“详训诂而略义理”为大弊。并引“顾氏炎武为本朝学者所服膺，而亭林在关中建朱文公祠，江氏永，王氏懋竑汉学甚深，而一注《近思录》，一为《朱子年谱》，初未敢轻宋学也”与“后来诸儒悉贵汉而轻宋”相对比，以写其风气既成之后的没有义理而众流归一。[2]在他之后，陈寅恪说：“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他以史学不振为清代学术的大弊，又深而论之，举史学的“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而“无从判决其当否”为学问的确定性，以反照经学“材料往往残阙而又寡少，其解释尤不确定”。并从这种与残缺和寡少连在一起的不确定里抉出清学内含的两种偏失：以“谨愿之人而治经学，则但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而不能综合贯通”；以“夸诞之人而治经学，则不甘以片段之论述为满足。因其材料残阙寡少及解释无定义之故，转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遂有如“图画鬼物，苟形态略具，则能事已毕，其真状果肖似与否，画者与观者两皆不知也”。前者的毛病在于由割裂而破碎，又因割裂破碎而“不能讨论问题”；后者的毛病在于由凿空而虚妄，又因凿空虚妄而“奇诡悠谬”。而两者之共趋同归，则是“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3]以此为导向，便不能不是唐以后一千多年历史在清人心中的轮廓模糊而细节漫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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