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王学，末流已归于“游谈无根”。因此清学起而代谢，以实证为功夫，自有其内在的历史合理性。然而“学术本以救偏，而迹之所寄，偏亦由生”。[4]与这种代谢相伴而来的汉宋之间相为消长，最终使儒学的义理一面在久盛之后为考据所压倒。其直接的结果便是从精神上改变了一代士人的貌相。刘师培曾大约而言之曰：“清代之学，迥与明异。明儒之学，用以应事；清儒之学，用以保身。明儒直而愚，清儒智而谲。明儒尊而乔，清儒弃而湿。”而“智”、“谲”、“弃”、“湿”都会催化出士大夫群体中的“用世之念汩”和“廉耻道丧”。[5]义理所提供的，是儒学对于天人之际的整体把握，以及儒学对于生命意义的终极诠说。整体和终极都是一种根本，有此根本，而后有个体对于这个世界在认知上的贯通稳定和个体自身在精神上的安身立命。章太炎说“小学虽精，与人情无与”，[6]指的正是与义理相比，考据训诂都不能进入人的精神世界和影响人的精神世界。因此与宋明相比，清代二百六十年之间的学术之变已不能不自为染化而丕变士风，由此带来的则是一种局促褊狭。与这种考据压倒义理同时发生的考据压倒史学，则以比类校勘为作史和读史之大法，并以这种治学的方法消解了二千年来“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7]的一面。古时无政治学，而修史尤重“古人宗社之安危”和“古昔民情之利病”，注力于取前代之得失为后代镜鉴之资，[8]而后是历史意识便派生和内含了政治意识。因此从司马迁开始，史学不能不贯连前后以通古今之变；也不能不明立褒贬以存人世间的大是大非。但时当考据独步天下之日，史学处四面裹挟之中，实际上已成为考据的附庸。乾隆朝王鸣盛穷累年之力作《十七史商榷》一百卷，而用心全在“校勘本文，补正讹脱，审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9]在这种述史和论史异化为考史的过程里，史学本义中的通古今之变和存大是大非无疑都已在“校”、“补”、“审”、“辨”的零分碎割中被抹掉了。《十七史商榷》是清学中的一代名著，因此具有足够的典型性代表清代史学的风趋所归。若举明清之际王夫之作《读通鉴论》、《宋论》，黄宗羲作《宋元学案》、《明儒学案》，顾炎武作《天下郡国利病书》为比较，显然是后来者的历史著述里，历史意识本身已变得非常稀薄。一则记载说光绪朝前期，京中有旗人而为翰林者入史馆“校对史传”，对十多年前搅翻了南方的太平天国已一片茫然。[10]然则历史意识的稀薄，最终既会使人与前代事隔膜，也会使人与本朝事隔膜。人在隔膜之中，显然同样是一种局促褊狭。
一代学术之能够自立，全在于各有自己的长短得失，以此与前人相区分，也以此与后人相区分，所以学术又总是在自我纠偏中代相传承的。然而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西潮扑来，由拍岸而灌入，则以一种自外而起的冲击打断了中国学术内里的这个过程。随后是清学既在积久之后别成风气，则晚清士人以三千年中国历史文化回应外来冲击之日，二百年清代学术化育的文化品格一定会深深地融入其中，并直接发生影响和首先发生影响。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西交冲由形而下开始，又在一路逼拶里走向形而上。这个过程越来越深入地锲入文化，而随此牵动和搅动而来的，便是九十年代之后的中西交冲，已越来越明白地显示出清代学术的局促褊狭一面对于近代中国思想走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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