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后来曾以“知识的责任”为理由责备当日的知识人，而其间列为不可思议，并被一路上溯追究的要目之一，则是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太“容易接受思想”。他说：“中国人向来相信天圆地方，‘气之轻清，上浮为天，气之重浊，下凝为地’。但是西洋的地动学说一传到中国，中国人立刻就说地是圆的，马上接受。”又说：“中国人本来相信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定乾坤”，但“进化论一传进来，也就立刻说起天演和物竞天择和人类是猴子变来的。”比之“西洋科学与宗教战争史”里“新思想”的产生和传播常常要以“流血”、“苦斗”和“牺牲生命”为代价，[11]中国人与新思想结缘之容易不能不算是异乎寻常。但究其底里，则太过容易实际上便是非常轻易。
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中国人先后经历了中英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与这个过程同时发生而且互相对应的，是中国人看泰西，由四十年代的“逆夷性同犬羊”，一变而为六十年代的“效西法以图自强”，再变而为九十年代“译书实为改革第一急务”[12]的引彼邦学理以大变中国。这也是一个过程。但就因果而言，后一个过程是由前一个过程促生的，所以，后一个过程所体现的中国人对西方世界认识上的深化，又会因民族战争的逼扼而常在身被牵引之中既不能自主也不由常轨，很容易在强弱之比的定势之下，即以强弱之比为自己守定的视野，越来越急迫地走向单面择取和单面认知。迨庚子与辛丑之后，强弱之比的定势益甚，中国人看西方的单面择取和单面认知也益甚。于是而有二十世纪初年开始的“海波沸腾，宇内士夫，痛时事之日亟，以为中国之变，古未有其变，中国之学，诚不足以救中国”，遂“醉心欧化，举一事革一弊，至于风俗习惯之各不相侔者，靡不惟东西之学说是依”。[13]更极端一点的，还有“外人询我曰野蛮，亦从而询之曰野蛮；外人诋我曰聋瞽，亦从而诋之曰聋瞽”。[14]罗家伦所说的时人之太过“容易接受思想”，正是与此同途俱来的一种精神现象。而以十九世纪中叶的“逆夷性同犬羊”为比，则数十年之间的一变再变，“容易接受思想”的内在一面，其实正是容易改变思想。因此康有为自身前后大变，又说梁启超“流质易变”。当日两者并称而为天下开风气，随后是继起者与之桴鼓相应，多变和易变遂非常显目地成了其间的常态和惯态，以至于外国历史学家叙述这一段中国历史，曾直捷地以“不论哪一个人，都没有始终一贯的立场”[15]为概括群体之词。多变、易变和“没有始终一贯的立场”，指的都是内里缺乏可以立为根本而能够守得住的东西。章太炎后来说：“明之末世，与满洲相抗，百折不回者，非耽悦禅观之士，即姚江学派之徒。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王学岂有他长，亦曰自尊无畏而已。”[16]王学标张的是义理。所以由前者引申，是守旧需要义理；由后者引申，是开新需要义理。而以此作为反衬，则四十年代的“逆夷性同犬羊”只能算是懵懂的守旧，而九十年代之后的“靡不惟东西之学说是依”只能是懵懂的开新。惟其懵懂，所以守旧易变，开新也易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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