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年，士议曾由世风追论学术，从学术“托于治经”，而“笺注虫鱼，分门立户”，其弊至于“支离破碎，毫无心得”讲起，次及咸同之间士大夫“专言时务，而为诸子文饰之，学派又为之一变”；再及康梁“崇尚异学”致“浮薄之士靡然从风”，遂汇为“不效西人，举不得为士”的一时共趋。[17]在由此构成的流变里，汉学是知识之学；时务是事功之学；“异学”是泰西之学，三者次第成为一世之显学，而彼伏此起之间，又各自都与中国文化中的义理一面因无从勾连而常在脱节之中。这种显学大都不尚义理的过程积之二百数十年之久，而后是学术的取向直接影响了思想的走向，从这个过程里走出来的开新之士便既会因疏离了义理而疏离了“自尊无畏”，又会因疏离了“自尊无畏”而在直面西学之际难以提撕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时人说其间的来龙去脉曰：“我国学者大病在专务考证。前清之际，更流琐碎，逮西学东渐，制造繁兴，于是易其法古人者，专法外人。”[18]因此，与“容易接受思想”和容易改变思想相表里的，常常是在轻信引导下的跟着走。
于是而有经学家皮锡瑞引西人之说释经，力申“《仪礼》有父子平等，母子平等之义”。[19]更离奇的，还有汪康年笔下的“天津杨柳青有王某者，初但闭门作八股而已，逮庚子联军入京，乃矍然醒，遂极信仰新说，于西人言尤深信不疑。庚戌，哈利彗星现，天文家颇谓，如彗之尾与地球遇，则地球立即消灭。某以为大戚，不忍睹世界消灭”，遂“吞鸦片烟膏死”。这个故事说明，以缺乏主体意识的人对不成片断的新知，正足以造成一种新的蒙昧。而事后“北京学堂中颇有闻之而哭者，而女学生尤甚”，[20]则写照了与西学的弥漫相对应的人心混沌。1917年毛泽东在一封信里评议时流，以“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作统而论之。并申说曰：“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既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圯。”然后以“大本大源”为尺度，直言“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21]时当西潮灌入已久，他所说的“今人无学”显然指的不会是今人没有知识，而是今人没有义理。因为没有义理，所以没有“本源”。作为对比，则是近代中国汇接中西的人物群里，曾国藩曾少有地保持了终身守护义理的自觉，并因之而能够成为世人眼中以学问立本源，而后以学问成事功的人。所以民国初年的毛泽东仍然要追想晚清中期的曾国藩。
中国人与西方的民族战争开始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也开始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然而从先觉者的《海国图志》到后来人的“靡不惟东西之学说是依”，其间的一路变迁又说明：六十年之间，中国人的困而知之和学而知之，其实是一个审视和认知日益亟迫地与取法连在一起的过程。取法成为不竭的动力，催逼着中国人不断地去了解西方，并在实际上越来越多地了解西方。西人描述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的联省自治之争，说是“人们引1815年的德意志联邦、瑞士联邦、美利坚合众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为例，并对当时几个省份草拟或颁布的宪法大加评论。而所有这些都仅仅是从一种技术的、法理的角度进行的，并未从中国的现实出发”。[22]这段文字以政制为例，使人明白地看到了取法西方的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累积而得的了解程度。但其末了的结论，同样又使人明白地看到了：越来越了解西方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越来越缺乏了解的程度。两者之间所构成的无疑是一种深刻的矛盾。在这种矛盾的背后，则是盘曲的历史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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