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强：从八十年代以来，我们这代人已亲历了一次次的方法和理论的引进，每一种方法和理论的引进、冲击都会有反应。冲击有表层和深层。近些年来的冲击很多是很表层的，第一次冲击来了以后有一次反应，第二次来了之后又是一次反应。之后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每一种后浪都在推倒前浪，每一种后浪最终又都会变成前浪。潮**去，最后似乎都不曾留下真能醒人耳目的东西。其实方法不是《道德经》里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在没有自觉的方法意识之前，史学早已产生并产生出了各自的经典。中国人说“史无常法”，不是没有方法，是没有“常法”。西方人讲历史学是反方法的。这些都是深思之论。历史学讲的是具体性，讲的是一国与一国的异同和一代与一代的异同，没有具体性的历史已不复是我们所能认识和理解的历史了。而理论化的方法总是笼罩八表为特征的，从而本性上总是要吞并和淹没具体性的。因此历史学不可能用单一的方法来概括、解决，它牵涉很多方法。其实一部好的著作，无论中西，能留得下来的，肯定包含了现在各成一派的那些方法中的合理因子。现在一波一波的理论和方法，不过是把某个因子引出来放大。而过度放大，有时反而会失去真相。
西方汉学已积有累世之久，其间的人物和成果都值得中国人惊叹和敬重。但西人治中国历史，亦时有隔靴搔痒，因此以其理论为成法，不会每次都对。比如西人说中国人动不动讲天下，不讲国家，是自大。这种判断恐怕与中国文化的深层核心太过隔膜。中国人不会这么傻，直到西方人东来之日还不知有地域国家。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前者的“国家”与后者的“社稷”显然都与地域相连。西方人看天下重的是空间观念，但中国人看天下并不仅仅是空间观念。中国人讲天下，指代的大半都是被称作百姓的人，儒学倡“天下归仁”之意便在于此。因此天下有苍生意识，国家是庙堂意识。在民本作为至上意识的时代里，这是那个时候的人都能懂的。而一旦用现在的词汇来叙述历史上人物、事件、思想，则中西之间和古今之间常常会对不拢。作为一个更具体一点的例子，是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作《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其中一节举朱熹、程颐、伏羲、孔颖达、王夫之以说《周易》，说理气，并以朱熹比文艺复兴时期的朱兰多拉，以王夫之比马克思、恩格斯，但最终并没有信而有征地告诉我们这些东西与毛泽东本人之间的实际联系。他显然没有感觉到，就中国传统文化与毛泽东的关系而言，是王学（通过杨昌济）比朱熹影响更大，而以其个人喜好而论，是历史著作更多于易经一类哲学著作。这种隔膜不是广举博引所能消除的。
西人的理论和方法，是随他们的问题而产生，并在解决他们这些问题的过程里形成的。其中当然有很多智慧，但智慧同理论套在一起，则智慧总在框架之中。因此在这个理论思潮四处流布的时代，我们不能不读这些来自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但又不能不记住理论永远是别人的，只有把理论打碎，还原为思想，则思想才有可能成为自己的。
与方法相比，治史更需要的是大量阅读。要读很多原始的材料，包括档案、诗文、奏议、日记、书信、笔记、年谱等等。阅读的过程就是进入历史的过程。因此阅读的过程一定会产生问题，从而催生思索。我们所说的读史所得，我们所说的对于历史的理解和感悟，都是在一个问题引出另一个问题和一种思索连及一种思索里实现的。阅读的数量和广度，与理解的程度和深度是对称的。由此形成的融通和会通，比借来的方法更能接近历史中的真实，从而更能识得历史中的脉络和因果。
读书报：您可以具体举几个例子说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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