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走向田野和社会》书后
我于社会史一行至今犹在门外，私心常以“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远看和敬仰为应有的正确态度。行龙教授是熟人，他所作的《走向田野和社会》一书，是我阅读的为数不多的社会史著作之一。
《走向田野和社会》由五个部分汇集而成，虽俱能以学力所积发为论说，并往往有引人入胜之处，但就我个人而言，其中名为“理论反思”的那一部分因其从社会史讲起，又在实际上更多地涉及了这个时代史学本身面临的一些问题，似乎更易发生感应，并能由问题引出问题和由问题触发思考。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作者的学术生涯始终在以社会史自任，以社会史自守之中，可谓不负初心。而三十多年如一日的沉潜于此中，也使他对中国社会史在这三十多年里的走向、取法、演变、得失，以及其间的异同，皆能知之独深而言之切入。因此，他所名为“理论反思”的这些文字，大半都出自于对这个过程的回顾和审视。而以“反思”作统括之称，也说明了这个过程虽能一路自为伸张，气象万千，但与之相伴而行的，则还有种种不在预想之中的问题和须得从长计议的问题。其中因他不止一次提到而格外引人注目的是史学的“碎片化”，尤其是“社会史研究中出现的‘碎片化’的现象”。
今时由往昔而来，又常与往昔成对比，在我的记忆中，从上个世纪九十年初开始，学界曾有过群起挞伐“宏大叙事”的众声喧哗，其声势正与此日群起挞伐“碎片化”的众声喧哗可作等量齐观。旧谚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言人世的循环往复和盛衰无常。然而以九十年代比此日，则具见中国学界的风水迁徙本不用三十年之久。其无常又比旧谚所描画的世情在时间上更短。作者不止一次地引陈寅恪先生的话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以说明人在潮流之中力争上游的身不由己。以我之愚钝，虽读史三十多年而大半都在懵懂之中，实很少有“预流”之想。因此，站在不争上游的立场旁观力争上游，则目睹二十年之间的这种潮**去，既深感我们一代面对的“新潮流”已远比陈寅恪先生那个时代更不可知和更不可测，也深感努力“预流”于既多且杂，而且此起彼伏的新潮流之间者的艰难困苦。作者曾列举“西方的中国学研究”所形成的“细致理解中国社会”的各色“中层理论”说：
如施坚雅的“区域经济理论”、萧公权与周锡瑞等的“士绅社会”理论、罗威廉的“市民社会”分析、黄宗智的“经济过密化”分析、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及乡村基层政权“内卷化”的研究、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艾尔曼的“文化资本”的解释方法等。
与这些被称作“中层理论”的东西同时俱来的还有“叙述史学的复兴、微观史学、心态史、妇女史、日常社会史、新文化史等研究的开展”以及“中国中心观”、“自下而上”、“国家与社会”、“历史人类学”、“社会医疗史”，由此汇成一个发端于海外，而后又被引入中土以影响中国人的天演进化过程。这是一个了无止境的过程，因此在他几年之前开列的这些名目之后，眼下所见，至少还多了“新清史”、“器物史”等等。就其流派之多和笼罩之广而言，都是史无前例的。而与这些九十年代之前中国人所不熟悉的“新潮流”对映于史学的另一头的，则是九十年代之前并不成为一个问题的“碎片化”，在九十年代之后成了中国史学界深被关注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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