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各成流派的“新潮流”里，每一种流派既能各自立说，自然都有自己的道理，但他们的同时共存而不能互相合一，又以其相互之间的界限分明，说明了每一种流派其实都是各有局限的。而后是道理和局限之间便需要一种合度性。出自彼邦的各色流派之所以能使中国人悦服，正在于他们以实际的研究演示其理论的过程，内中本自各有这种自觉的合度性。合度性使理论能够真正转变为方法，然而相比于理论之可以由文字表达而见，合度性本质上是一种个体各经九转成丹而得的史识，是一种因运用而见的东西，从而是一种无法附着于理论，用清晰的叙述展示通用法则的东西。然则比之各成流派的这些理论，其实是对这些理论之合度性运用的认识和把握更困难，而且困难得多。但前者只须直观，后者则需要体验，由此形成的是发生在接受过程中的一种落差。因此，二十多年里，我们一面惯见各种流派的外国理论在中国的传入和传播，阐释和推演，以及半是临摹半是附会的效而用之。一面又惯见这种用外国理论描画中国历史的过程里常常会出现的理论的失真和历史的失真。两种惯见之间所缺失的大半都是合度性。在没有了合度性的阐释、推演和效而用之里，理论会失去分寸，历史也会失去分寸。犹记三十年前随侍陈旭麓先生，间或听到过他对时贤论史的文章作褒贬，而往往以“是这么回事”和“不是这么回事”为一语可否。其间所涉的分寸判断实多于史事的判断。分寸所衡量的，本质上是一种真实程度。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金岳霖先生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作审查报告，曾牵连而及胡适，说是“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根据一种哲学的主张写出来的。我们看到那本书的时候，难免有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这种不像中国思想而像美国思想的评说当然不能算是抬举。而胡适先生之不能使人信服的地方，也不过是他在效用“一种哲学主张”的时候太过缺乏合度性意识，以致笔下的中国思想史因分寸不对而脱出了中国思想史的本相。虽说金岳霖先生的这些议论发露于六十多年之前，但身在今日的学界，仍然会常常触及他所说的“奇怪的印象”，而且就程度而论，有时候又等而下之，所以旁观世相之际，免不了还会常常想起他的话来。若以六十年之间作前后对比，其间的离奇还在于：当年的士林公论，犹以不像一个中国人而更像“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为失败，但时下学外国理论的效而用之者，则多见的往往是并不担忧笔下的文字不像中国历史，而更担忧其不合于外国理论。
认知历史自史实开始，从而不能不从未识整体之前先见个别与片段开始。因此今日被称作碎片的割裂和分解本是这个过程里必有和应有的一段。但认知历史最终是为了理解历史和说明历史，则这种以个别和片段为存在方式的史实，便因其没有前后因果，没有上下联系，没有来路去踪而成为既不能说明自身，又不能说明他者的孤立的事实。所以片段的史实需要彼此贯通以重现它们之间曾经有过的前后因果、上下联系、来路去踪，而后历史中的事实才可能是一种读得出意义的事实。但在真实的历史已经过去之后，这种贯连只能实现于读史和论史者的主体思维和主观思维之中。而相比于历史事实，主观思维所体现的实质上是一种理论性思维。因此理论之于史学的大用，正在于它们是能够把个别和片段串连成整体的东西。但申而论之，一种理论立一种范式，每一种理论都是具体的，因此每一种理论都是有限度的，是以理论与理论之间有扞格，有嬗递，却没有一种理论能够以自己独有的范式笼罩全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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