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形成的两重性在于：以一般意义立论，理论是一种能够把个体和片段串连成整体的东西，从而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东西。然而在实际的历史认知过程里，每一种具体的理论所对应和观照的，则只能是历史中的一个方面和一个部分。与之相因果的，便是每一种具体的理论以其独有的范式解说历史之际，又始终内含着对整体历史施以割裂与分解的趋向和可能。即使是行龙教授推为最具“鲜明的总体性追求”的社会史，在其长时段与短时段、结构与事件、下层与上层之间的取此舍彼中，也已经以其取舍割弃了历史过程中许多真实内容。这是一种理论之有限和历史之无垠的矛盾。而合度性之为合度性，本义正是自觉于这种有限和无垠的分界，把理论圈定在有限性之内。但理论本性上是一种自以为是和无端傲慢的东西，与之相比，合度性意识常常既是难于生成的，又是非常脆弱的，时当一种理论以别开生面作异峰突起，并广被传播弘扬之日则尤其如此。而后是传播弘扬的过程，很容易把一种本来对应于一方面与一部分的具体理论所独有的视野、理路、问题简约化、普遍化和法则化，用以广罩大范围里的历史。沿此一路推衍，这种具体理论所独有的视野便成了观照整体历史的视野；这种具体理论所独有的理路便成了通论整体历史的理路。而当理论化为方法，这种具体理论所独有的问题又决定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方向和种类，使找“新材料”的过程实际上成了用一种史料淘汰其他史料的过程。遂使后起的效而用之者常以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为理所当然。曾经被学界重视的沈云龙纂集的《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今日已与后生辈渐行渐远，其原因大概也在于此。
对身在其中的人来说，由跟着理论走到跟着问题走，再由跟着问题走到跟着材料走，已是一种设定的路径，从而是一种便利于群趋的路径。但因跟着理论走，所以问题背后的眼光并不是自己的；又因为跟着材料走，所以主体是被动的。而当主体从驾驭史料的一方变成了被史料驾驭的一方之后，其结果便往往是使历史叙述变成了由碎片的材料构成碎片的历史。这套路数容易与外来的“新潮流”合辙，所以容易“与国际接轨”，但由此淹没的，则是古人所说的史才、史学、史识。而后的问题是，没有史才史学史识而以一种选定的流派为依归的史学，是不是一定比旧史学更好？与这一面的问题内相绾连的，还在于这种出自具体理论，从而以历史中的一个部分和一个方面为限度的视野、理路和问题，一旦成为脱出了理论的合度性的东西，而被用来对应、通观和解说大范围的历史，以及总体上的历史，则不能纳入其视野、理路和问题之内的人物、思想、事件、过程便都会在漠漠然和茫茫然中被过滤掉。而后是本以贯通个别和片段以串连整体为责能的史学理论，又在其自身的过度膨胀中非常具体地消解了历史的整体性。而举目四顾，在一个各种流派的史学理论各是其是并且各逞长技的时代里，从这种消解整体的走向中孵化出各色各样的碎片化其实是十分容易的。因此，由碎片化倒溯源流而自我省视，则我们面对的矛盾、困难和苦恼，其深度纠葛本在于一面是史学不能没有理论和理论思维，一面是每一种具体理论的各有偏至，又常常会影响读史过程中所见的整体和真实。以此为对比，则稍能体会何以二千多年里中国史学法度与法式厘然可观，而其前后之间的传承，则常以史无定法为要义的道理。以新潮流为映衬，这是一种老生常谈。但魏晋间管辂说：“夫老生者，见不生。常谈者，见不谈。”老生常谈而能历时长久地谈得下去，其中自应有其不可不信的意思和意义。但引此以入今日各成流派的理论世界，又显见得史无定法其实比恪守常法更难。史学是一种积累的学问。知识需要积累，经验需要积累，眼界需要积累，对史学本身的认识和理解也需要积累。有此积累，才可能养成读史和论史的自我意识。而史无定法以既相信理论，又不太迷信一种具体的理论为立场，则能够维持于两者之间以成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靠的其实也正是这种自我意识。所以作者以“回归总体史”为期望，相信能够以此为碎片化纠偏，我很为他的乐观主义所鼓舞。但度之以眼中所见的后生辈成群结队而起，又随人作队而来，还没有养成自我意识就已被裹挟而入推陈出新之中，则私心又窃以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状态恐怕不会有足够明显的变化。
二〇一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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