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5年7月4日，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约请沪上几位青年学者与杨国强先生座谈，讨论他的新作《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与社会脱榫》。以下是部分对话的记录。
一、晚清“残局”能否走活
戴海斌（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晚清中国从庚申的“变局”，到甲午的“危局”，到庚子的“残局”，相应的，新旧交战和更替愈演愈烈。从中外角力、权势格局转换的角度，中国到了二十世纪初，无疑是“残局”的景象，但从趋新共识的生成、革新能量的积累和发展走势看，却仍有把残局“下活”的可能。那么，如何看待“残局不残”？“残局”有没有走活的可能？
杨国强：其实从庚申的变局、甲午的危局到庚子的残局，都是战争的结果，先是英法联军之役，后是甲午战争，再后是八国联军。所以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和国家面对的世局的认识和判断，以及这种认识判断的变化与深化，实际上都与民族战争相因果。这里的变局、危局和残局，主要是当时中国人对外力日逼日亟之下国运和国势一路跌落的直观感受和总体统括。由此构成的是一种主观表述，但对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来说却是真实的。
真正从深处牵动了历史的，则是由这种感受和概括促成的，因回应外来冲击而不知不觉地改变了自己，之后，又为了回应外来冲击而自觉地、并且大幅度地改变自己。前一段是被动的，后一段是主动的，两者的前后相接，便使外来的冲击转化为内在的变迁，并决定了这种变迁一旦开始之后的沤浪相逐和日趋激烈。在这一点上，费正清的许多话都是对的。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人群起论时务，往往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五千年未有之变局”、“千古未有之创局”和“亘古未有之奇局”为警策之词，来写照西人和他们身后的那个世界。比之二十年前的鸦片战争犹以夷夏说中西，则“三千年”、“五千年”、“千古未有”、“亘古未有”已使原本的中西问题变成古今问题，而后是因中西之争而及古今之争，由中西之比而成古今之比，这是一种意义的派生，也是一种意义的演变。当日李鸿章说“孔子不会打洋枪，今不足贵也”，正是在古今之比里看到了中西之间的历史差距，以及在这种差距面前，中国人无可游移地只能以借西法图自强为不得不然。
因此图自强的洋务运动本义上是一个接受外来事物以回应外来冲击的过程。但这种被接受的西法而由外来转化为内在的过程，又使中国自身实际上已不能不今时异于古昔。与六十年代相比，九十年代因甲午中日战争，而使原本的“变局”演为时论中的“危局”；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因八国联军之役，而已有的“危局”又演为时论中的“残局”。其间的一变再变，都与民族战争冲击的烈度之后来居上直接相关。与之相对应，则是中国人的感受和概括里，内含的创剧痛深和紧张惶迫也会后来居上。而后审量彼己，中西之间的困局，遂比古今之比更深一层，同时也比古今之比更趋于形而上地伸展为新旧之比。中西之比是一种空间上的区分，古今之比引入了时间即历史；新旧之比则引入价值评断，并以之为整体的笼罩和整体的划分，之后是中西之争、古今之争都因新旧之争而由外向的冲突转化为内在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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