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之争所不同于古今之争和中西之争的，正在于作为一种后起的观念，与之同时俱生而且互相依傍的，是中国的自我形象在人心中的破碎。因此，与六十年代的借法以图自强所预设的古今中西之间尚可兼容相比，九十年代开始的新旧之争则以除旧布新为当然，其着力处已在中西之间的不可兼容和古今之间的不可兼容。而后是借法犹意在取西人之用以守中国之体，但由新旧之争所催生和支撑的变法，以及变法之后继踵而起的革命，其主张和重心全在用西法改变中国和重造中国。改变和重造仍然是为了自强和富强，这一面显示了近代中国历史变迁中的连续性；然而这种改变和重造虽因外患的逼迫而起，当其置身于新旧之比的整体笼罩和整体划分之中，逼来的外患却常常会转化为对中国自身的追问和追究，并使新旧之争最终成为中国社会的内争。这一面又显示了中国近代历史变革中的前后不同和日趋日激。在这个过程里，就其先后次第而言，新旧之争本沿中西之争和古今之争而来，但当新旧之争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条理性解说了中西之争和古今之争的内涵之后，中西之争和古今之争便成了被新旧之争所统摄而汇入其中的东西了。
所以你说的变局、危局、残局，实际上都是这个时候时势影响人物的一面，相比较而言，更重要的内容还在于由这一面引出，而极大地促成了后来中国社会从内里发生震**的特定的思想走向。其间所内含的由观念造为时趋和用思想改造社会的特性，又表现了人物对时势影响的一面。后人读史，因为知道了结局，遂有一种事后的明了，并因此而能够看出当日的这个残局实际上还没有走到山穷水尽，后来的路虽然艰难曲折，但依旧崎岖而漫长。但对身在这段历史之中的人来说，他们只能知道过去，不能知道后来。因此，变局、危局、残局都是与此前二百余年的清代历史比，与秦汉以来的两千余年中国历史比，而相隔不过半个多世纪的康乾盛世与彼时相去犹未太远，尤其会在人心深处放大今昔殊异而触目伤怀，并凝为强烈的刺激。因此，变局、危局、残局都有着与事实对应的客观历史内容，但当变局、危局、残局化为主观表述之际，又常常容易由感受生出惊惧，由惊惧生出激越，其自觉觉人的危言，便注定要比中国面对的实际危迫更多意识上的惶迫和急迫。而数十年之间，这种趋向一经产生，又会随动**的世局而变得越来越明显。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把“残局”下活当作一个问题从容讨论，但对那个时候身在其间的人来说，“残局”已经是一种不可终日之局。
在近代中国真实的历史过程里，九十年代之后向内而起的新旧之争是与这种惶迫和急迫同时发生，并且既因果属连又相为表里的。两者构成的是一种历史的纠结，而由此带来的实际结果是，一方面，新旧之争虽自成一套借取西人之法推衍而成的道理，但其内核则始终是自强自立和救亡救时。因此，中国人手里的西人之法常常会因别为解说而不尽合乎西人的本意。其间的实例，便是变法讲民权，共和讲民权，都是在引西法以作新旧之争。但民权之有用，是因为从中国远看欧西，最容易看到和最愿意看到的，是彼邦的民权助成了国家富强的那种直观而见的因果。然则被这种理解和推导移植到中国来的民权，在中国人的历史逻辑里，实际上是由富强派生的，从而是由国家派生的。所以在此后相当漫长的一段历史中，民权始终只能居于国家之下，成为第二位的东西。与西方人说民权的种种道理，以及西方人为反专制而革命的史实相比，对晚清到民初的那一段历史熟视久之，更容易感到的是中国人在为救亡而革命。两者之间从一开头就显然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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