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答《澎湃新闻·私家历史》问
我读钱穆，大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那个时候钱穆的书大陆还不容易找到。我是向程念祺借来读的，他家学渊源，有一部分书是我们想读而找不到的。一般情况下，我这个人不大喜欢向别人借书，陈先生（按：指陈旭麓）曾说，读书人借书，是老虎借猪有借无还。我借出去的书，也曾有收不回来的，将心比心，便不大轻易开口向人借书。因为这本书是借来的，印象就深一点。直到九十年代前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处理馆藏复本书，我买到过一本《国史大纲》，与借来的那一本版本略同。至此才有了第一本属于自己的钱穆先生的著作。
当日读《国史大纲》，印象最深刻的是钱穆以文化说历史。后人好说史观，如果要说钱穆先生持什么史观的话，在我看来其意中固持而力守的，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史观。他用文化来贯通两千年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非常明了，非常真实，也非常有解释力，说通了很多历史上的问题。今天被我们分成文史哲三科的学问，在他那里是更本色地作为中国文化而融为一体的。他实际上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用中国文化的演变来解释两千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即使是最近出的那一本《中国经济史》，读到最后，很容易感到他讲经济背后在意的其实还是文化，与之相类似的，他讲政治背后有文化，讲社会背后仍然有文化。我不能说他用文化史观来解释中国历史已经很全面和非常充分地完成了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但是就他触及的部分来说，其解释是非常信而有征的，有很强的思想笼罩力的。从钱穆先生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读史者汇融悟解之后所能达到的通达的历史视野。古人讲史学史识，我想读史既需要历史的视野，也需要真实的史料，但有时候视野比史料更能接近历史的真实。
在他那个时代，是西化占了上风的，多数人都在热心于从中国历史中寻找与西方相同或相似的东西，而钱穆先生更着意于用中国文化来解释中国历史，其立场恰恰是讲中国与西方的不同。在我看来，历史学其实是讲具体性的学问，因此不能不着眼于一个国家的特殊性、本性、殊相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不一样。如果老是喜欢寻找普遍性、相似性，讲这个国家跟那个国家多么相同，那就变成社会发展史了，而社会发展史与一个国家的具体历史是不一样的。隔了几十年之后，我们回过头来看钱穆以及他所关注和关怀的那一面，启示尤大。
文化是由一代代人传承的，因此，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当中突出的、关键的、承担转折的人物，钱穆先生都有很深的关注，也有很大的见解。这一方面的表述除了见之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更多地见之于《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国史大纲》给我们传授的是中国历史与文化，但它并不完全是用中国传统的史学体例写成的。就体例而论，《国史大纲》在体例上明显受到西方史学理论和新思潮的影响。相比而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倒更像是沿用传统的学案体例比较多一点。这两种东西在他手里是运用自如的，写的也都是他对历史一己自得的理解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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