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界译介日本“中国研究”文献目录简编》序
马军教授穷累年之力收罗爬梳，辑成《全面抗战时期中国文化界译介日本“中国研究”文献目录简编》一书，细密地勾勒了八年抗战里日本人对中国的多方注视，以及中国人对来自日本的这种注视的再注视。由此留下的痕迹，便写照了中日之间在战争过程中独特的文化对流。
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近代中国人经历过多次外力逼迫下的民族战争。与欧西列国之起端于通商传教而由动口到动手相比，和中国隔海相望的日本，则从一开始便对中国抱定自觉而且明切的领土野心。于是而有一八七四年日本借口“台湾土人杀琉球漂民”而出兵攻台，导致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在台湾的对峙；一八九四年日本借韩事为引线而步步紧逼地把中国拖入一场大规模的民族战争。迨二十世纪初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之后获得驻兵中国东北的权利，遂以这种进入了中国的武力为前导，不止不息地放手拓张，随后是一九一四年的日本出兵山东；一九二八年的日本再次出兵山东，以及沿此一脉，接踵而来的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三年的热河事变；一九三五年的华北事变；一九三七年的卢沟桥事变，并由此为导因，最终激出了中国人前赴后继，以累累生命和鲜血撑持了八年之久的全面抗战。
因此，从十九世纪的后二十多年到二十世纪的前四十多年，在长达七十年之久的时间里，日本与中国相交往，都是以直露的暴力和隐现的暴力为表达方式的。而固结于其内里和深处的用意和指归，则都是在肢解中国与侵占中国。然则与欧西诸国之多用条约制度来限勒中国和牵引中国相比，这种直露的暴力与隐现的暴力，便一定会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记录上和近代中国的民族心灵中留下更多的伤痕。而就其时代内容而言，七十年间来自日本的暴力演变为民族战争，曾在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前期两次直接地打断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然而在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前期，日本又曾是对中国造成过极大影响的国家之一。当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中国人因亲身经历了“二十年之间，中国再败于泰西”的迭连冲击而识“变局”；并在回应变局的过程里促成了以后三十年里的取西法以图自强。有此既定的取向演化为既定的理路，则甲午年间中日战争的结局便被时人非常便捷地引用这种理路广作推演诠释，成为学西法的中国和学西法的日本之间的对比，而后是此前三十年中国人的借法图强，遂在战争失败而致割地赔款的事实反照之下，变得黯然失色和一无是处。甲午战争的结果，使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人初识的“变局”一变而为九十年代士议中的“危局”，比之“变局”，“危局”显然内含着更多的逼扼和紧张。然而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胜利一旦被当时的诠说独张一面之理，尽归于日本人学西法比中国人更加成功，则刚刚给中国带来了危局的日本，同时又异乎寻常地成了中国人深信可以效法的范式。
甲午战争后三年，康有为上书皇帝，极富信心地说：“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体，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体。若以中国广土众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1]戊戌变法的蓝图和戊戌变法的急迫，大都是从这种把日本当作楷模，而以三百年、三十年、三年、五年、八年、十年为期的一路推比里派生出来的。虽说后来戊戌变法不过历时百日即被摧折，但这一套道理却在人心里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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