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你所提到的鲁迅，恐怕又属另一种类型。他在清末最后十年的议论其实非常接近于他的老师章太炎，面对西学有一种不肯盲从的意态。他在一九〇八年所作的《破恶声论》里说：“聚今人之所张主，理而察之，假名之曰类，则其为类之大较二：一曰汝其为国民，一曰汝其为世界人。前者慑以不如是则亡中国，后者慑以不如是则畔文明。寻其立意，虽都无条贯主的，而皆灭人之自我，使之混然不敢自别异。”又说：“若夫自谓言之尤光大者，则有奉科学为圭臬之辈，稍耳物质之说，即曰：‘磷，元素之一也；不为鬼火。’略翻生理之书，即曰：‘人体，细胞所合成也；安有灵魂？’知识未能周，而辄欲以所拾质力杂说之至浅而多谬者，解释万事。不思事理神閟变化，决不为理科入门一册之所范围，依此攻彼，不亦傎乎。”他所抵拒的种种社会现象显然都是以西学为源头的。而尤其使他意不能平的，是科学主义的泛化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淹没。
但时隔八九年，当他汇入新文化潮流之后则翻然大变而成为激烈反传统的代表人物之一，并且终其一生未尝再有彷徨游移。其中成为鲜明对比而尤足引人注目的，是他在一九一九年的一封信里说：“《新潮》每本里面有一二篇纯粹科学论文，也是好的。但我的意见，以为不要太多，而且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毛病刺他几针，譬如说天文忽然骂阴历，讲生理终于打医生之类。”所以“讲科学”应取其能“发议论”。这些话说明，他之所以借重科学，要义不在科学本身，而是要用来作为打倒传统的利器。比之当年他所视为“不亦傎乎”的泛科学主义，显然更加泛科学主义。因此把他列入理性与情感矛盾的一类里，至少不能算是非常典型的。而对于我来说，更想弄明白的是清末的鲁迅何以转变为民初的鲁迅，但其间的思想演化轨迹至今还找不到能够具体反映其个人经验，而又非常有说服力的实证材料可供思索。
七、中西文明的相遇
唐小兵：在《中国人的历史经验和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一文中，我比较关心两点，第一是谈到东西两种文明在晚清相遇的时候，一个是中国文明具有历史惯性的优越感，以古老的夷夏之辨铸就士大夫阶级的心理防线，另一个是西方文明挟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之后的技术、理性上的强烈优越感介入中国，这两种优越感之间形成尖锐对峙，然后历尽冲突又重组的过程。按照许纪霖教授前些年的一个观察，其实西方文明也有两张面孔——有富强的和文明的面孔，中国的文明也既有苍生意识和民本意识，也有法家式追求富国强兵的面向，为什么当它们相遇的时候正好所激发的是隐含在文明体系里面带有极端性的一种价值，而内省的、人道主义的内涵没有被激发出来并相互刺激？另外，这篇文章有一个很强的预设——历史中的个人或群体是不能摆脱自己的历史经验来深度认识或对待一种外来的异质文明的，但是我在想，人除了经验主义之外，还是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去认知不一样的事物，那为什么中国的文明没有内化出这样一种思想养分来认识异质的存在？这是不是像您在《科举制度的历史思考》长文中所说的，中国的科举体制所创造出的一群士大夫是反学问的——反感甚至排斥对新知识、新事物的探索，更多地依托个体或群体的历史经验？
杨国强：中西文明在近代相遇，先是以物力为比较而由战争作前导，后是以文化分优劣而一方灌入一方。以这两面所构成的定势作度量，则中国人与西方世界大规模的交冲起端于十九世纪中叶，从一开始便已处在前代历史留下的两种无从自主的劣境之中。以时运而言，在十八世纪的盛世过去之后，继起的十九世纪已在“四海变秋气”里走入衰世。然则以衰世中国与工业革命之后正当如日中天之际的欧西作物力和暴力之比，留给中国人的便不能不是步步颠蹶和创巨痛深。后来称之为沉沦的过程正是由此为开端的。
哦豁，小伙伴们如果觉得倾城文选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
脉延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