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比时运更深一层地影响了后来的，则是清代的学术。清学之自成一局，起于对明代王学末流“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否定。其此长彼消之间未必没有学术推演的内在逻辑。但时至乾嘉，这种推演已一变而为力张汉学而排抵宋学，并沿同一种理路而疏离了中国文化中的史学传统。前者是用知识之学反对义理之学，后者是用知识之学盖没“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的本义。而由此浸为一代学风，则使十九世纪中叶之后处中西交冲之下的中国人越到后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因义理的稀薄，遂身处剧变之世而内里缺乏足以自立的本原；又因史学不振，遂由不能切知过去的中国而不能真知当下的中国。因此，当本在乾嘉余风熏染之中的一群一群士人既为世变所迫，又为世变所牵，而直接以清学接入西学之日，随之而来的，便不能不一路张皇，一路奋力，一路挫折：因内无自立的大本大原而只能跟着西人走，又因不能深知由历史化育的国情而轻信西学可以全变中国。
近人论史，常常痛责中国人的保守，其实真能保守，须内有可守。而衡之以历史事实，自十九世纪中叶算起的一百一十年里，前期之保守大半出自懵懂和虚骄，迨懵懂虚骄一经打破，之后的时趋便对灌入的西潮由拒而转为迎，并曾在节节高涨中催化出“以西学为神圣，视西人如帝天”的另一种极端。与极端的保守不肯应时而变相比，后一种极端则弊在丧失自我。比较而言，后者对近代中国的总体影响其实更大。中国的现代化之所以常常会与西化相交缠，或径直被称作西化，其历史中的来路盖在乎此。若以这段历史为背景省视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以及中华文化学术之复兴，“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论断，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则不能不说中国人在义理之学式微的时代里徒以训诂之学与西人西学相迎于天翻地覆之日，实是因学术演变造成的一种历史的不幸。
至于你所说的内省，同样与这种学术的分异有很大关系。一般而言，义理之学不能不讲内省，而训诂之学则无涉于内省。因此，近代中国最困难的转折实际上发生在洋务运动的起端，而与这种转折相对应的，便是曾国藩那一代人处中西之间审量彼己的内省。但以学术源流而论，其间的人物大半并不出自乾嘉之学那一脉，而更近于清代仅存的宋学的绪余。与他们比，后起的变法更多自我批判，但自我批判意在脱胎换骨，就内涵和外延两面作论说，实际上都已越出了内省的本义。
最后讲一讲你所说的历史经验。从一面来说，经验是成功的积累，也是失败的积累。前人真正能留给后人的，也就是这两种东西。因此，人类的文化延续，本质上就是人类历史经验的延续。而经验之能够不断地延续，实际上又同时在不断地证明自己的可靠。从另一面来说，人类认识过程的天然限度，是面对未知的对象，一开始只能依靠已知的知识为尺度，所以一开头总是会引用已有的经验相推度。你所说的“创造性的思想”，若一层一层追问下去，最终也一定会有与之相应的经验为之托底的，否则这种思想全无来路，又何以使创造性成为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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