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一段历史来说，真正的问题其实不在于“创造性”，而在于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里曾经包含着足够的可靠性和可信性，但逼来的西方世界却出自这种历史经验之外。两头构成的矛盾是：旧有的经验既已不足以对付经验之外的西方人，则中国人不能不走出自己的历史经验；而数千年历史经验中累积的可靠性和可信性，又使久在其间的中国人不容易脱出历史的惯性，去切近地正视、审视和认知这种虽不能为历史经验所容纳，却自有一副本来面目的东西。我在前面所说的近代中国最困难的转折实际上发生在洋务运动的起端，正是指为洋务开先的一代人，在自己的正视、审知和认识之后，用借西法以图自强的论说和践行，促成了一个与历史经验相伴相守的民族一步一步走出了自己的历史经验。以一个民族为主体探究其认识过程，这种转折的困难程度其实比后来的变法和革命更大。而就这些人大半都由科举得功名而言，则你所引的科举制度内含的知识限度一节，对于这些人实际上并未产生影响。因为科场限度制约的是科场，而科场之外仍然有不能为科场所限的文化空间。
八、近代知识人为何多变
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在《西潮与回澜：清末民初的一段思想历史》一文中，您是以严复、梁启超为个案来看问题，谈他们在民国时候的一种回归和对传统的反思。您怎么评价梁启超的善变，思想上或政治上的善变？而且，按照钱穆的说法，从清末一直到四十年代的时候学风是一条下行线，无论怎么看那些士大夫的品质都是有问题的，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杨国强：在近代中国的思想史上，梁启超以流质多变而自塑了一种个人形象。但泛而论之，则应当说，在那一段历里，多变曾是一种常态。读当时人的文集，论旨的前与后互歧，同一个问题的此一时与彼一时相悖，都属常见和熟见的事。而梁启超之所以以其多变而格外引人注目，一是因为他确实变得更多，变得更快，变得更主动；二是因为他既以言论得大名，其一变再变又皆辛辛苦苦、孜孜矻矻地付诸文字而张布于言论界，致使其多变既为天下所共睹，遂为天下所共晓。
那个时候中国面对的问题很多，而可以引来为这些问题作诠释和供阐发的东西洋学理同样很多，处于两种很多之间，实际上是处于目迷五色之间。一面是引入的学理此长彼消，而来去匆匆之间留下的则是种种扞格；一面是作为受众的中国人在此长彼消和来去匆匆里一路跟随，蹑而从之。而后是自清末开始到民国前期，世间众生之新我不同于旧我，其变化的程度常与他们身在时潮之中的投入程度成正比。是以在那个时代里，多变在外观上虽然出自个人自主的选择，而骨子里则大半都是随时潮而趋走的被动、盲目和不知其所以然。
但与多数之随时潮而趋走相比，梁启超是一个营造时潮和导引时潮的人，因此，与多数的被动相比，梁启超的多变是主动的；与多数的不知其所以然相比，梁启超的多变又是真诚的。由于既是主动的，又是真诚的，所以每一段变化都会在他个人的思想历史中留下明显的痕迹，而他所曾经据有的执言论界牛耳的地位，则常常会使这种个人思想历史中的痕迹同时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痕迹。也由于既是主动的，又是真诚的，梁启超比多数人更自觉地意识到，每一次变化都是一次否定。他所说的“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则直白地说明：这种否定的实质尤其在于自我否定。因此，他个人的思想历史中又留下了重重矛盾和牴牾，并富有代表性地折射了近代中国那一段思想历史中的矛盾和牴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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