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之后，世风变，士风亦变，经世之学在久蛰之后复兴，作育出一群一群的读书人。他们是儒学知识分子中最肯切近时务而有心担当世运者，也是儒学知识分子中最多忧思和识见者。然而时当官场颟顸，这些人另属一类，他们大半身在国家权力结构的重心之外而为成规和章法所困。因此，他们的忧思、识见和用世之想便只能向纸面上发抒，化为滔滔的讽议和论说。成规与章法因积久而成否塞固结，这是一种原本难以打破的否塞固结。但太平天国起东南，其重造乾坤的暴力以满天杀气肆行倾覆摧毁，刀锋扫过之后，成规章法否塞固结遂一变而为千疮百孔。而后，由经世之学孵育出来的知识分子能够从固结破裂的地方次第立起，走向连天兵火之间，也走向国家权力的重心。与旧日的官场颟顸相比，这些有心担当世运的人物既多以实事程实功的自觉，也多敌忾悍鸷的自觉。于是，此后的内战便成为以满天杀气对满天杀气的过程。这个过程贯穿了经世书生扑灭造反农民的挫跌颠沛与百战艰难；也贯穿了绵延的战争对国家权力的改造挪移和国家权力在官僚群体之间的此长彼消。两者都在促成人物和制度的代谢。因此，为战争所磨砺又为战争所造就的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和成群以军功致通显的举子士人便连聚而为东南群帅，成了国家权力结构里的后来居上者。他们各自从战场走到官场，而曾经久作议论的经世之学则借助于这个群体汇入了国家权力，转化为直接影响和支配时务的政治力量。这种变化由内战所触发，但时逢十九世纪中叶，对于面临着千古剧变的中国来说，这种变化中深含的历史理路一定会越出内战。它们一经产生，便急迫地卷入了中西交冲。
十九世纪的中西交冲以暴力和侵逼为底色。西人执暴力作侵逼起于四十年代的中英鸦片战争，然而中国人对西方真正意义上的回应却开始于英法联军之役以后的六十年代。两者之间留下了二十年漫长岁月。二十年前，中英之战曾震动海疆。主战的林则徐、主抚的琦善、议和的耆英，以及众多身涉兵事的文官和武官都目睹过中西之间用枪炮演示出来的强弱之比，并留下了各自的记述、愤懑和唏嘘。此后耆英在广州主持夷务，特为购洋枪进呈，期望向道光提供些西洋利器的感性之知，并由此引发“仿照”之想。嘉庆年间，畿辅天理起事。当日还是一个阿哥的道光曾亲手用鸟铳击杀过突入宫门的“教匪”，两发而两中，显见得是一个弄枪的内行。作为一个内行，他能够激赏洋枪之“绝顶奇妙”和“灵捷之至”。但雨过天晴之后他并无效西法的急切：“卿云仿造二字，朕知其必成望洋之叹也。”帝王的不识世变与性惯因循封杀了战争冲击下产生的观察、比较、悬想、论说，这一类以中西议来日的题目便不复再现于奏疏之中。产生于其间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虽然后来一枝独秀，久被推崇与推衍，然而那个时候却只能是一种私议。在成规和章法造成的固结面前，思想和见识所能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于是，那一场战争在时间上与中国的君臣越来越远，在精神上也与中国的君臣越来越远。二十年之间，林则徐、耆英、琦善都先后谢世。岁月磨人，但岁月亦翻新，当英法联军之役以后西人涌入长江，中国士大夫中最切近地直面彼族的，已是从内战中崛起的那个知识分子群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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