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之变，长江流域正在兵火连天之际。战胜的西人溯江而上，火烧圆明园的创巨痛深因之而被带到了东南群帅的眼前，并由眼前而入心头。这些人虽以军功自立，而自负的则是学以济时的经世致用。所以，在内忧和外患的交迫之中，他们因审视西人而重历了四十年代忧时之士观察、比较、悬想、论说的耿耿心路，但思虑所结，其心路中内含的惶急、沉重、执着和迫切，都已远远超过了前人。与彼时笼罩多数的懵懂相比，惶急、沉重、执着和迫切都表现了清醒。而后知行合一，效西法以图自强的练兵、制器便勃勃然先起于东南。在两次民族战争失败之后，效西法以图自强的兴作更张正表达了中国人对西方侵逼的自觉回应。这个过程留下了经世之学在艰难时世里曲折延伸的路迹。中西交冲在逼扼中进入了时务，催生出种种古所未有的新义，于是而有后来被称作洋务运动的那一段历史。以新陈代谢论十九世纪，中国的近代史开始于四十年代，而中国社会自身的近代化变迁则开始于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比四十年代更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历史，然而以六十年代比四十年代，后起者的胜处不在议论而在臂力。十年内战牵动天下，使东南战场成为国家的重心；也使国家权力的构造在胜败利钝起伏中被迫着演变和重组。由是兵制破，则兵权移向地方；度支之法破，则财政移向地方。演变和重组都在以下移的国家权力再造战场优势，而自负经世济时的东南群帅则因之而成为当日中国最有臂力的官僚群体。这种在内战中聚成的臂力是常态的君权社会里不可能出现的，但世路上的嬗递却大半作成于常态之外。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因中西交冲而懵懂初开的人物是人口中的少数，也是士类中的少数；而以历史的惯性和经验作比照，则效西法以图自强的事业显然都在惯性和经验的范围之外并因之而于古无征。以人口中的少数做于古无征的事业，那一代为洋务开先河的人们凭的正是臂力。曾国藩在安庆设内军械所，左宗棠在西湖里仿造轮船，李鸿章在苏南开上海洋炮局、苏州洋炮局、金陵机器局，都是旧轨之外另筑新基，其间的人力物力制度功令无不出自国家的成规成法之外。下移的国家权力化为疆吏的臂力，而后疆吏能够在法度之外施展抱负。同他们比，四十年代的中国仍在常态之中。常态的中国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催化出于古无征的事业，因此，民族战争失败换来的真知灼见只能寂寞地留在思想史上，供读史的后人评点叹赏。
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久苦内战的长江流域在历经兵燹之后先入新旧嬗递。曾国藩后来说：“东南新造之区，事事别开生面”，明言这一地域在当日的中国已先得风气而自成面目。然而以“新造之区”作“别开生面”，盘结于文字之间的正是太平天国挟农民战争搅动天下的十四年历史。比之老兄弟和新兄弟们营造金陵小天堂的努力，真正不灭的是他们在搅动天下的过程里为后来的历史所造的前因。
二〇〇一年
二、维新变法与儒学的异化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西之间由战争而促成了大规模的交往。而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民族矛盾的逼扼演化为两个相关的历史过程：一面是疆域和主权的破碎；一面是这种破碎化作逐层累积的精神冲击，并最终导致了二千年岁月文化铸成的中国自我形象的破碎。前一个过程发生在世人眼前，其触目惊心曾直接地促成了六十年代从内战中崛起的那一辈人的“自强”意识。后一个过程则发生在世人的心头，由忧思衍释出种种危言，并在九十年代积议论而成思潮，催生了倾动天下的维新变法。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因之而成了思想史上别开生面的人物。而就其出自儒学又轶出旧轨以别开生面而言，他们所体现的历史嬗蜕，正醒目地昭示了儒学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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