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以维新变法得大名。虽说他写过许多上皇帝书，但那都是给一个人看的。真正以笔下的文字召来“思想界之一大飓风”，引发了“火山大喷火”和“地震”的，是他重释儒学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前一本书究诘刘歆伪造古文经，湮灭了圣人的真义。此后“六经暗曶”，遂使东汉以来的儒学，皆与孔子无涉。后一本书说孔子作六经，以布衣改制而为素王，是个变法的行家。在他传给后世的微言大义里，十九世纪的中国人能够读出与欧西制度相仿的民主、议院、选举等等深意来。这种上掩百世下掩百世的笼罩力，使孔夫子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由“大成至圣先师”巍巍然成教主。康有为自信这两本书“摧廓伪说，犁庭扫穴”，功在“提圣法于既坠”而“出诸儒于云雾”。[1]但他前一本书摧毁了儒学传世的典籍，后一本书“考”出来的孔夫子，其实是一个儒学知识分子不认识的人。因此“诸儒”还没有走出“云雾”，康有为就已经成了掊击的对象。孙家鼐说：“孔子制法一篇，杂引谶纬之书，影响附会，必证实孔子改制称王而后已，言春秋既作，周统遂亡，此时王者即是孔子。无论孔子至圣，断无此僭乱之心，即使后人有此推尊，亦何必以此事反复征引，教化天下？”[2]陈宝箴说：“据一端之异说，征引西汉以前诸子百家，旁搜曲证，济之以才辩，以自成其一家之言，其失尚不过穿凿附会，而会当中弱西强，黔首坐困，意有所激，流为偏宕之辞，不觉其伤理而害道。”[3]张之洞尤“不信孔子改制”之说，深恶康党从泰西景教那里学来的“孔子纪年”，指顾之间，由热脸相向一变而为冷眼睥睨。在戊戌年间的中国，这些人都曾与维新变法同过路，但他们又都无法容忍康有为笔下的那个孔子。更自觉于文化保守主义的王先谦、叶德辉之类，则直言其用夷变夏，合种通教，“诬孔子以惊世骇俗”[4]。比之西太后的杀气，这种围绕儒学的文化论争内含着更加深刻的历史内容。
康有为是一个尊孔的人，又是一个因震惊而羡服西政和西教的人。在“中体西用”那个命题里，这两种东西是分开来的；但在康有为手里，这两种东西却分不开来：
春秋之作，何为也？郑玄谓大经春秋，大经，犹大宪章也。纬称孔子制法，所谓宪法也。孔子，圣之时者也，知世运之变而与时推迁，以周世用。故为当时据乱世而作宪法，既备矣，更预制将来，为修正宪法之用，则通三统焉。孔子又为进化之道，而与时升进，以应时宜，故又备升平太平之宪，以待将来大同之世修正宪法之时有所推行。各国之为宪法，限于一国及一时。春秋之宪法，则及于天下与后也。[5]
这一类文字在汉学与宋学的家法之外别成一路，既不能以逻辑通，也不能以义理通，剩下来的只是些独断。独断不会产生说服力，其不为多数人喜欢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康有为的独断又是在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并因之而耐得住读史之际的咀嚼。与“中体西用”之确然自信相比，他以西学解读孔夫子的心路之中其实已不再有足够的自信。牵强附会和穿凿独断的背后，正是中国自我形象破碎所留下的一片惶急与悲哀。二千年来儒生心目中的万世师表在西化中变成了素王和教主，随之而来的是儒学的异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的老师陈旭麓先生说过：康有为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新儒家（他说：十九世纪的新儒学为了变革而把西学引入孔学；二十世纪的新儒学则是面对欧风美雨的冲涮而苦苦固守本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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