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半世坎坷”到终以史学成名，是在不懈不怠的一路力行中实现的。渭滨教授以著述严谨为风格，文字之外，又喜谈和善谈，但立言之际绝不信口开河。我好几次目睹过他听人发言之极其专注，其间时或脱下眼镜，以极细的蝇头小字在纸片上疾书，之后开口作论说，则言之滔滔，中气十足，一扫往日的老态。虽阐述之中有论争，有辩驳，而皆以学术论学术，人所共见的，俱是一种书生的认真。在我的印象中，他多年治史，关注的始终都在近代历史中的政治一面。这种选择和倾向里，应当有着早年形成，并因此而留下的那种政治情怀的影响和支配。而在我有限的知识范围和认知范围里，一个能够在读史中有会于心地获得真知灼见的历史学家，无分古今，无分中外，多半都是有一点政治情怀的人。在这一方面，我至今犹自记忆深刻的，是我的老师陈旭麓先生当年自述怀抱，而以以史经世为向往之所在。若以这些类比作观照，显然是曾经把渭滨教授引到漩涡里的政治情怀，又在实际上造就了他的史学视野和史学识断。这种互相矛盾的人生意义，很容易使人想起梁启超说的“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力与命相持”[1]。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又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2]但儒学论天命，其实正是以天命之不可知为前提的。所以《礼记》把“不怨天，不尤人，君子居易以俟命”[3]当作正确态度；孟子把“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4]当作正确态度。申而论之，“俟命”说的是命不可知，所以顺境、逆境，人都只能在与命相安中保持一腔静气。“立命”说的是命不可知，所以成败利钝无从先测，但无论成败，理之所在和义之所归的事则不能不做。然则孔子说的“知命”，旨义固在守定于前一面和后一面之间，因与命相安以见人在局限之中，又由力命相持而见人之不得不自我伸张。三十多年里，渭滨教授的人生路迹和史学路迹正穿行于两者之间，以儒学的道理相度量，亦可谓知命。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辈在史学一行里还只能算是学徒，而渭滨教授则已在陈（旭麓）先生深加器重之列。其间口耳相传，我曾听到过陈先生有称他为“鬼才”之说。古人以“得作才鬼，胜于顽仙”[5]分品类，显见得在陈先生眼中，他算得上是上品人物。后来读《陈旭麓文集》，又见先生留下的书信里，以写给渭滨教授的为独多。文字留痕，记述的都是交谊。但对我辈来说，由此形成的便是一种距离，加上年龄的差异构成了另一种距离，因此我与渭滨教授，以及和他同辈的大师兄们早年并没有太多交往，更加容易亲近的，倒是远在北京的茅海建。一直到十多年以前，我和渭滨教授之间有过一次聊天，漫谈之中，他很突然地对我说，自己曾作曾国藩传，积稿已十数万字，但读了我两篇论曾国藩的文字之后，即停笔不写了。言次一脸恳切肃穆。由于事出意外，当时我既愕然，又哑然，复歉然。而过去的那种距离感，则因之而一时全消。此后的岁月里，我们见面的次数仍然不算多，但每次都能长谈，正是在这种沟通和交流之中，渐积地形成了我对他的了解。
以世路里的常态相推断，作为一个经历过“半世坎坷”的人，心头一定会留下种种个人恩怨。而积之既久，一为宣泄，亦在天理人情之中。但渭滨教授之异乎寻常，是他能够做到始终不提旧事。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追溯旧怨以诉愤懑；也没有听到过他以一己之私意品评学界之内和之外的人物，是以其“半世坎坷”的具体情节，其实很少有人真能了然。但与这种不出恶声的平静成为对比的，是事涉学界公是公非，则常要引出他的直言褒贬，间或由褒贬而愤激，极端的时候还会血脉贲张。褒贬，愤激，血脉贲张都显示了一个学人内在的血性，也为斯世斯时的士林保留了一点残存的清议。而与这种对比同时存在的另一种对比，是不修旧怨的渭滨教授又极重知恩和感恩。就我的记忆所及，他讲述陈旭麓先生对他的知遇之恩；魏建猷先生对他的启导之恩；陈锡祺先生对他的奖掖之恩，常常至再至三，动情动容。在这种已属往事的师生情谊里，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一种不会随时光流逝而消散的人间温暖。两种对比所显示的都是人生在世经历的片段和细节，但我在旁观中感受到的都是渭滨教授的心地自厚。而心地自厚是可以形成感染力和感召力的。因此，多年来一直都有不少学生聚在他的周围。这些人从青年到壮年，从壮年到垂老，久已见过世情百态，但其不变的敬意则始终归于老师；而作为一个老师，渭滨教授能够得到学生内心的敬意和长久的敬意，其实在这个敬意越来越少的世界里已经得到了最难得到的东西了。
二〇一六年
[1] 梁启超：《自励二首》，见《梁启超全集》第十八卷《诗话·诗词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5425页。
[2] 《论语·尧曰》第三章。
[3] 《礼记·中庸第三十一》。
[4] 《孟子·尽心上》。
[5] （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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