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沪版）引言
时代·社会·国情
毛泽东说“自周秦以后”，中国就进入了“封建社会”。而后是二千多年累积的岁月形成了历史，也形成了国情。
这种被称作“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进程维系于农业经济，因此，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资料和主要财富。虽然在王朝兴衰与更替的周期循环中发生过地权的种种转移，间或还有田制的变迁，但地权的大部分为人口中的少数所据有却常常是二十四史中屡见于庙堂议论和士人记述的题目。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分配，一方面带来了经济上的剥削，并造成贫富之间的对立和人世里的怨愤；另一方面，作为生产关系的既定前提，它又驱使缺乏土地的一方与据有土地的一方结成租佃关系，向着零切碎割的土地力作繁衍。在这个过程里，佃农和自耕农组成了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年复一年，土地为农民提供了生存资料，但零切碎割的土地又限制了农民的视野和意识、活动和发展。劳动和土地的这种结合方式，历史地铸造了小农经济的种种特点：（一）以一家一户为基本单位，实现生产和消费的自我循环；（二）周而复始的简单生产；（三）家庭手工业与农业结合。这些特点构成了自然经济经久不变的内容。因此，自然经济的自然性与保守性是两位一体的。与中世纪欧洲封授世袭的庄园经济相比，土地私有和买卖是中国的前近代社会独有的现象。私有和买卖，常常导致土地因兼并而集中，并周期性地造成社会危机，触发民变和农民战争以致王朝更替。但私有和买卖，也常常通过分析家产、人事起落、境遇变迁而导致土地由集中而分散。这个过程，使对立的经济等级之间，有可能发生个别成员之间的贫富相互对流。特别是每经过一次王朝更替，都导致了土地所有权大规模的转移和分散。由此产生的“君子之泽，数世而斩”，又说明了财富占有权的非连续性。它为这种社会结构的长期延续提供了绵长的韧性。
这一经济形态派生了君权独尊之下的官僚政治制度，以金字塔式的官僚政治体系连结社会和庙堂，实行自上而下的治理，由此形成的是君权高悬于一切人间关系之上，维系着一个疆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政治上的“大一统”；作为世卿世禄制度的否定物，官僚制度以设职授官代替了血缘世袭，于是而有“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的社会意识。而儒学以天下和万世为关怀之所在和道理之所在提供了一种中国特有的民本意识。随后是官僚体系与民本意识相为依托，构成了中国官僚政治制度的两种实际的支撑。以此为样式的制度，在其始初，无疑包含了许多历史的合理性。但官僚制度本身内含的腐败的可能又常常会使被治的庶民因上下之间的不相对等，而在官僚面前贱如土苴草芥。这种制度可以容忍民本意识，却不会接受民权意识。而这个过程里所形成的既定秩序，又决定了守护秩序的官僚制度本性上的守旧性。从秦汉到明清，这个制度曾以其周期性的腐败周期性地导致了社会冲突并梗阻了社会的进化，腐败的东西本应在历史的代谢中衰亡，然而自隋唐以后官僚政治与科举制度的结合却又使它获得了一种富有张力的弹性。比之两汉魏晋以门阀余萌选官的察举征辟和九品中正，科举制度提供了布衣入仕的门径，以相当宽阔的广度提供了一种社会公平的可能。随之出现的不同政治等级之间个别成员的贵与贱的相互对流，曾有效地缓和了官僚政治造成的社会对立和社会紧张。这种君主与官僚共治的政治制度因之而得以穿过王朝的改姓换代，在中国长期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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