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多年来的经济形态派生的另一类社会组织是家族制度和行会制度，它们与君权之下的官僚政治交融互补，系结了城乡社会关系，并构成一种社会自我调节和自我维持的结构。家族组织以血缘为纽带，以农村为区域；在“敬宗收族”观念支配下，依靠家谱、族规、宗祠、祖茔的黏合，形成了富有团聚力的宗法群体。这种群体不可能消除人间的不平，但对劳苦生息于个体经济之中的小农来说，它们毕竟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提供了来自同一血缘的联系和庇护。因此，宗族犹如大家庭的放大，有其温情脉脉的一面。然而，联系和庇护同时又意味着限制和管束。这种限制和管束基本精神是“孝道”：“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未之有也。”在家族制度下，个人注定是要被家族笼罩的，而孝亲与忠君的同一，又决定了族规和国法的同一，因此其间对于不忠不孝者的苛严无情，有时会与官家刑律不相上下。同官僚政治相比，家族制度更富社会性、普遍性和包罗性。通过这种制度，成千上万分散的小农被组织于纲常与伦理之中，带着自己的起伏颠沛和悲欢喜乐，不自觉地成为他们所在的中国社会的撑垫物。行会以同业为纽带，或称会馆，或称公所；是城镇区域中手工业者和买卖人的社会组织。工商业者多谋食于异乡，比之宗族里的个体小农，他们更加孤立。因此，以“行”为主干的同业内部联合正带有非常明显的互助性。但联合一旦形成就会产生种种具有垄断性的规矩和章程，既联合以排他，又用以规范联合体中的人们。虽说工商不同于农业，然而在中世纪的中国，工商又是附属于农业经济的。这种特点，决定了行会的规约会具有维护一行一业现状的浓厚保守性。而生成于行业利益的保守性，就其本性和归宿来说都会成为现存秩序的修补者和守护者。在这一点上，行会和宗法关系下的家族制度非常相似并相互影响。中国社会分士农工商为四民，但四民都被家族组织和行会组织所包纳。家族组织和行会组织的根须比政治权力结构入地更深，因此，在历史上他们比所有存在过的王朝都有更旺盛的绵延性。
自然经济形态、官僚政治制度和家族与行会构成的社会组织，连同汉代以后为朝野共同尊奉的儒术汇成了二千多年古老中国的历史环境。由此形成的周延、完备和自足构成了一种以内向为重心的传统。在这个环境中曾经产生过强盛的国力，也产生过影响东方和世界的文化和器物。但是，自工业革命之后，欧洲已先后随其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变迁而进入了后来被称作现代化的过程之中。而后产生的，是他们与东方之间不同的历史走向和巨大的时代差距。这种变化直接带给西方世界的是，资本增值的内在冲动和商品竞争的外在压力推动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走向世界，并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与之相应而来，遂有西方的使者、商人教士在暴力的护卫下走向东方，进入和控驭了中国的周边，由此造成了侵逼之势已在不止不息之中。原本以中国人笔下的“泰西”和西方人笔下的“远东”为对待之称，以极言其远的东方和西方，遂因之而在这种历史走势中与一方对另一方的逼扼相伴随，变得越来越近。一八四〇年，以鸦片贸易为导因，英国与中国之间爆发了第一场侵略和反侵略的近代民族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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