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正面临着（康乾）盛世已经过去，衰势渐行渐近的困境。在“积弊相沿”之后，吏治的腐败和蹒跚久成官场惯态。其间财政积弊累及口计，致使一县“有亏空十余万者”比比皆是，而“一过奏销，横征暴敛，挪新掩旧，小民困于追呼，而莫之或恤”。[1]在社会的另一头，则是汇聚于各色民间教门下层人口起伏不绝的造反与民变。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震动川、陕、湘、鄂、甘五省的白莲教起义以及其逶迤不绝的滔滔余波。这些社会矛盾反映了盛世已经蓄积的矛盾在这个时候因溃决而出演为激烈的冲突。他们代表的历史主题本属古已有之，但是，与前代相比，这个时候多难的时局中又有着传统社会矛盾不能全部包罗的内容。其一，人口剧增造成的社会困顿。明清嬗递之际，中国人口总数大约是六千万，康熙年间多达一亿；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增至三亿，到道光十四年（1834年）已超过四亿。在不满二百年的岁月里，人口增加了近七倍。与汉唐宋明相比，这是一个空前庞大而且沉重的数目，“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为士者十倍于前而佣学授徒之馆不加增”。人口的增长已经远远地走在了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前头。“于是士农工商各减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又各昂其价以求出市，此即终岁勤勤，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不肖者遂至于生攘夺之患矣”[2]。当狭隘的自然经济无法容纳日多一日的人口之后，一部分人就不得不游离或半游离于社会生产之外，成为游民或近乎游民。这种多余的人口常常在求食过程中被下层社会的秘密结社所吸引或接纳，成为南北会党不竭的来源。众多的会党和秘密结社，既是中国矛盾和动**的产物，又以自己的存在和活动，不断地加剧了中国社会的矛盾和动**。其二，西方人用鸦片换走白银导致国计与民生皆穷。鸦片从域外经过走私贸易进入中国并不始于道光一朝，但到道光年间被烟土攫走的纹银已“不下数百万（两）”，逐年累积，流通中的白银因之而日渐短少。由此造成的“银价愈昂，钱价愈贱”，一方面使归缴国库的地丁漕粮和盐务关税经钱银折耗而日趋亏绌；另一方面又使以力谋食的人们更直接地受到了额外的勒剥：“小民计工受值皆以钱，而商贾转输百货则以银，其卖以市也，又科银价以定钱，是故银少则价高，银价高则物值昂。又民户完赋亦以钱折，银价高则这折多，小民重困”。[3]除了经济侵蚀，在同一个时间里，鸦片的烟雾还熏黑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和纲纪，啮噬了中国人的精神和体力，寝成水潦旱魃之外另一种巨殃。西方人运来的毒物，与晚清本来的王朝危机多方面地交织在一起，合成了千疮并溃，百孔洞穿的现实危机。因此，由鸦片贸易触发的中英战争，既是自卫与侵略之间的对抗，又是一个长久延续于传统生产方式的社会与挟新生产方式而来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对抗。两者之间的以力相较，遂使被侵略的一方屈辱地成为战败者。
这一场民族战争同时又包含着新旧相逢的时代内容。所以，战争的结局不仅判定了中西之间的军事胜负，而且用暴力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旧轨。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因扭曲而变态的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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