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产生于炮火逼迫下的《南京条约》、《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使西方人割取一部分中国人的领土，并轻易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权、海域航行与停泊权。这是他们用条约制度“改造”中国的开始。随后的一百多年里，中国和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多达一千六百五十七个。这些条约迫使中国从夷夏之辨和夷夏之界走向近代世界，并以种种传统之外的东西改变了两千年来固有的旧物。外来的逼拶使中国社会不能不发生变化，但外来的逼拶又阻断了中国的内在发展，在困扼中形成的是一条不同于欧西的近代化畸路。条约制度把中国长久地置于外力的逼拶之下，既成为被勒迫者，又成为被改造者。但由此激生的民族矛盾遂因之而成为中国近代百年的一个历史主题。
二、“公行”（十三行）制度的取消和通商口岸的开放，使原本锁国闭隘的中国出现了巨大的裂口，来自西方的机器产品和经济关系沿着这些裂口以日益增多的流量泻入了中国的沿海。在他们所到达的地方，延续了千年之久的自然经济在商品经济的冲击和诱导下开始一层一层地瓦解。这个过程显示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在东方的延伸，其单面的掠夺性是非常明显的。然而，在自然经济退缩所留下的空间里，外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膨胀也刺激了中国本土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萌生，于是，在数千年历久未变的传统社会内部随经济关系的变动而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和阶级力量。他们的产生和积累代表了社会的变迁。但是，作为条约制度下出生的本土民族性资本主义，它们与外来资本主义的竞争从一开始就注定只能困居于劣境之中；作为自然经济的历史否定物，它们的生存和出路又无时不面对着旧有的社会制度的限制与抵拒。其发展的迟缓和数量的微弱同时正说明了历史变迁的困坷。于是，一方面，自然经济的破产造成了一批又一批事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承受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阵痛；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老是长不大，其狭小的天地没有足够的广度可以容纳这些人，因此，他们也承受着新生产方式发展不足的痛苦。这种矛盾是严酷的。他们中的多数人在饥饿的驱赶下不得不退回原地，在更加艰苦的条件系再建自然经济。但由此碾逼出来的生存韧性，却不可避免的增固了自然经济和传统制度对于资本主义的抵拒。变态的循环使广垠的自然经济与孱弱的资本主义经济长久的并存于同一个时代和同一个民族。经济的变迁艰难又制约着政治和文化的变迁，整个中国因此而两头不到岸，变为一个长在过渡之中的社会；一个新旧冲突绵延不绝的社会；一个长久地处于动**之中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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