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团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以近代中国科学社为中心》序
近代中国的科学和技术都是从西方移接过来的。与李约瑟所举古代中国“科学与文明”之自有源流相比，这种移接显然不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
十九世纪的中国人一败再败于西方人的枪炮轮船，而后舐血审视于心畏力绌之际，起“师夷长技”之心。而后是使中国人创深痛巨的东西遂成了中国人最先接受的东西，近代技术因之而进入原本不尚技术的中国，也因之而始终与国家的富强牵结在一起。这个过程在历史变迁中留下一种声光化电的恢张之势，与之相对称的，则是长技之名一变而为“西艺”，再变而为“科学”。因此，胡适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上溯“三十年来”，以为“科学”一词在中国“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与戏侮”[1]。这种映照于科学的声势，其实大半是由技术铺垫出来的。
然而与技术之归积于物化相比，科学的“无上尊严”从一开始便涉入了中国人的文化。彼时先入潮流的一代人都相信“欲效法西方而撷取其精华，莫如绍介整个科学。盖科学既为西方文化之泉源，提纲挈领，舍此莫由”[2]。在中国人已经识得声光化电之各分门类以后，“整个科学”显然是意在用统括作笼罩。由此所要引入的“西方文化之泉源”，重心不在知识，而在于整体上同中国人的文化相对待的思想和观念。因此，自“西艺”演为“科学”，则科学便不能不大踏步地卷入古今中西之争。与偏重在知识之产生和积累的格物致知一面相比，其挞伐旧学的声势无疑更容易广播远走，也更能影响正在急迫地回应西潮的中国人。当日陈独秀尊科学为“赛先生”，而用意本在于拖来一门重炮，其间的理路皆出于除旧布新。所以史华慈后来说：“他把科学看成一种武器，一种瓦解传统社会的腐蚀剂。”而与之相表里的，则是“他的学识使他把科学与自然主义的粗陋形式混为一体”[3]。这些显然都不在科学的本义之内，但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却正是能够唤起敬畏和信仰的东西。《湘江评论》报道长沙雷击“触死数人”，说是“城里街渠污秽，电气独多”，而后据此为“科学常识”，以力辟邑人心中的“五百蛮雷，上天降罚”，并总论之曰：“不信科学便死。”[4]若以相关的知识为尺度，由“街渠污秽，电气独多”说雷击之因果，显然不能算是通论。然而一经以科学之名作宣述，则这些道理自能得居高临下之势而成其沛然莫御。其中震慑人心的便是对于科学的敬畏。由于敬畏，中国人的礼教、文学、法律、道德、宗教、史学、哲学都曾在赛先生的一击再击之下没有还手之力。这个过程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相牵结，在二千多年孔学的独尊被推倒的地方立起了科学的独尊。而后“一切社会活动，一切精神作用，无不成为科学底对象，科学底疆土”[5]。然而就科学之为科学而言，这种借敬畏而得到的“尊严”实在是一种异态。罗家伦曾说“西洋科学与宗教战争史中”有着许多与血色相染的“奋斗”和“牺牲”。其间的“真理”都是“从苦斗中才挣扎出来的”[6]。以此相比较，则中国人原本相信“天圆地方”，而一径与“西洋的地动说”相遇，便“马上接受，从未发生过流血的惨剧”；原本相信“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定乾坤”，而一径与“进化论”相遇，便“也立刻说起天演和物竞天择和人类是猴子变来的”[7]。这种观念的挪移有如望风披靡，弃与就都显然太过轻易：
像这样容易接受思想，只是以表示我们的不认真、不考虑，哪里是我们的美德？容易得，也就容易失，容易接受思想，也就容易把它失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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