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访谈
特约记者 蓝田
作为一九六八年高中毕业的老三届，杨国强先生觉得自己在那段动乱年代，惟一可以算作幸运的，是因为无人管束和时间空闲，读了当日能够找得到的各色各样的书。他说自己读小学时并不是一个好学生，经常逃课，不肯安安分分守规矩。不过喜欢看书，当然是胡乱看书，有什么就读什么。但因为是乱读书，所以也养成了一种没有章法的不求甚解。于是而有从《孟子正义》、《荀子简释》读到《第三帝国的兴亡》和《赫鲁晓夫主义》的一片混沌。
现在回想起来，杨国强先生觉得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就是从七十年代初期到一九七七年高考这段期间，将《资治通鉴》读了三遍。里面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故事、悲喜、感慨，由此形成的思索久之自是一种可以长久维持的吸引力。于是，因为读故事和人物，也就此进入了读史。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虽然他报考的的志愿都是历史系，但没有一个学校的历史系愿意收他，所以最后进的是政教系。大学四年依然是杂骛旁收，从商务重印的“汉译名著”到中华重印的唐宋元明清笔记都是四年里长相伴随的东西。自谓读前一面，受益的是理论思维能力，读后一面，受益的是历史中的细节和广度。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曲折的经历，相对于其他治近代史的学者，杨先生读书的驳杂反而成了他治学的特色。在他看来，在形成自己的专业定向之前，读的书越多、越广、越杂越好。他觉得，把材料当书读，可以读出问题；把书当材料读，则常常化整体为碎片。章太炎说一地铜板要用索子串起来。历史材料本身是以凌乱和零碎为常态的片段。有了历史学家主观的思索，这些碎片才可以编连起来。而真正使他意识到这些编连的作用的，正是在跟随陈旭麓先生读研究生期间。
读书报：您在政教系学的那些毕竟跟您的兴趣不合，您跟陈旭麓先生读研究生，才是真正开始进入近代史研究的领域吧？
杨国强：我原来的兴趣更多地是古代史一面，就当时而言，我整个知识结构里比较熟悉一点的也是古代时期。但是大学毕业的时候，分配我去教党史。那时候教党史须有政治意识并受政治约束，不太容易当作一门学问做下去。因此教了三年书以后，我去考研究生。就此进入了近代史。
当时考研究生，就个人而言，多少是想换一种生存状态。真正使我对近代这段历史有了一种好奇、热衷和投入的，是我的导师陈旭麓先生引导和影响的结果。入陈先生门下之前，我对近代史既没有足够的知识，也没有非常大的兴趣。但随陈先生读史的三年里，中国人在十九世纪后期以来古今中西相争相克的历史剧变里彷徨、磨难、急迫、焦虑、独断、顾此失彼，以及中国人在这个过程里的取新卫旧、除旧布新和新旧之间的两头不到岸，都成为入眼入心而挥之不去的题目，使读史的后人不得不一遍一遍地锲入其间，在历史的因果之间感受前人的彷徨和心路。这个过程，常常会使人有一种心境的苍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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