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强：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内忧外患交迫的历史。内忧起源于因袭的困殆，外患来自于西潮的冲击。而从十九世纪后期以来，身背着中国传统社会留下来的种种困殆自觉回应西潮冲击的，始终都是中国的士大夫，林则徐、魏源、曾、左、李、康、梁都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晚清士大夫曾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代表。而回应的过程便是变迁的过程。中国社会变，士大夫也变。从以一腔委屈之心开始效西法，到康梁以惊羡之心效西法已是不可同日而语。至戊戌变法期间，湖南志士倡中西通婚，说是“以爱力绵国运，以化合延贵种”[1]，比之四十年代的夷夏之防、夷夏之辨和夷夏之界，以及“逆夷性同犬羊”[2]的成见和定见，则相隔不过五十年，中国士大夫在精神上的嬗蜕已不能不使人既惊且诧。士人嬗蜕的深层内涵是以自己的改变来回应西潮。其间的极端，是士议鼓**催成了废止科举。废止科举出自士大夫的议论，而作为一个依存科举制度的社会群体，则废止科举，又无异于士大夫自己消灭了自己。这种变化留下了一段崎岖心路，而后来人读历史最易深思远的也在这些地方。
若着眼于那个时候的社会，则士大夫的节节嬗蜕，同时又是士人同中国人口中的多数不断脱节的过程。原本以士农工商称四民，士大夫同农民最亲近，民本与民生大半以农民为旨归。但士大夫因中西交冲而催生出“自强”观念，之后“自强”又衍生出“富强”。而“自强”和“富强”都不能不以国家为本位。因此，士大夫忧患时势，其立足和立论的重心已是国家与民本的此长彼消。这个过程里引入的西学、西法、西政、西艺显见得着眼点都不是农业社会和农业经济中的大众。因此后来朝廷办学堂、士大夫办学堂，而农民常常打学堂。其间的声光化电，ABCD和欧罗巴、亚细亚，在下层社会的眼中都是既陌生又异己的东西。当日王国维所说的“小民之疾学堂，殆视教会为尤胜”[3]和稍后鲁迅笔下被农村社会所排拒的假洋鬼子，都反照了士人近代化的过程，同时又是士人在同大众脱节的过程。一则记载说宜兴乡民打学堂，之后办学人将学堂牌子换成书院匾额，于是众怒顿息。移接过来的学堂是一个世界；中土本有的书院是另一个世界。这个故事的象征意义正在于：本属同一世界的士与农，在这种除旧布新的历史变迁中日益远离地分属到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之中。与之同时发生的是原本在文化上和精神上以农村为根基的士人日益移向城市，此后的革命、立宪、共和、排满都起于城市而止于城市，占人口多数的社会下层社会则常对这些地动山摇的事作漠漠然视之。若以此为脉络，则在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期的那一段历史里，是士人主导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同时士人自身又嬗蜕于这种变迁之中。这一段历史里的正面与负面都同士人剥离不开，因此叙述近代历史，士人不能不成为重心之所在。
读书报：日本的近代化过程中士起的作用也很大，但是他们的近代化却取得了很大的成效，造成其间差别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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