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强：历史中的日本留给近代日本的，更显著的是一种武士的传统，而日本的武士和中国的士并不一样。若以日本的历史作比较，明治维新时期的那一群知识分子，恐怕有些异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他们其实是很特殊的一群人。多年来作中日近代化比较，常常持日本以责中国。其实中日之间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有很多不可比性。举其大端言，第一，日本和中国的疆域完全是不可比的。疆域差别的数量最终一定会牵涉到变化的性质。日本变得过来的地方，中国变不过来。《剑桥中国晚清史》一开始就讲中国的疆域和人口以说明中国的独特，其眼光所注也在于此。第二，中国从宋代以来就是一个身份平等的社会，是没有等级的。日本则始终是有等级的社会。英国在近代化的时候，也是个等级社会。就这一点而言，日本在明治维新的时候恐怕更接近于近代化前的英国，而不是中国。有时候我疑心，是不是一个等级社会比一个平等社会更容易进入近代化的过程之中。后来读书稍多，看到梁启超和章士钊都曾以此为说，则显见得这种区别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同时，日本虽然有儒学，但是日本的民族精神里自有另外一套。而与这种另有一套共处的儒学则肯定很难等同于中国的儒学。除此之外，中国近代化开始的时候，正是太平天国内战之后，国家权力在节节下移之中。而德国、日本、意大利的后起的近代化，恰恰是先要经历一个由民族国家的统一到国家权力高度集中的过程。先有权力高度集中，然后才有近代化，这些都是和中国很难相比的。
读书报：说到儒学，您似乎特别强调儒学在近代史研究中的地位，儒学对于那一代士大夫的心态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杨国强：就近代历史而言，儒学真正的贡献就是为中国文化、中华民族塑造了一批肯担当的人。时当内忧外患交迫而来，回应便是担当。因此林则徐有担当世运之心，曾国藩有担当世运之心，康有为、章太炎也有担当世运之心。而溯其源头，这种挺身而出的迎面承担都是两千年儒学对士人灌溉的结果。当然，这里面也有变化，曾国藩那一代人，更多的是接近朱熹，其担当之中有圣贤意识。到了清末最后几年，则是王学大张，走王阳明的那一路，更多豪杰意态。于是而有志士倡暗杀，秀才、翰林都去做炸弹。其从容赴死的气概里也有着一种对于世运的担当。显见得在精神一脉前后传承里，是洋务中有儒学，维新中有儒学，革命中也有儒学。然则西方近代传给中国人那么多新知，而在精神上为中国人作支撑的，恐怕还是儒学。我读蒋梦麟的《西潮》里有一个细节使我印象深刻，也不止一次被我引用。华北事变以后，他被日本人抓到东交民巷，威逼说要绑架他到大连去。蒋梦麟的回答是：中国圣人说过，要我们临难毋苟免。[4]他曾在美国待过七年，肚子里的西学和新知一定不会少。而身逢危难赖以支撑精神和人格的，还是古老的儒学。
蒋梦麟在日本人面前讲述中国圣人的道理，一定不会是临时找一本书读了之后讲出来的。而自他少年负笈彼邦之日起，这种圣人的书恐怕也不在常读常新之列。但一经呼唤仍能应声而出。由此牵及中国人对儿童的记诵教育。五六岁的小孩子背四书五经，肯定是不懂的，比之西人的快乐教育，显然是一种痛苦。但这些背熟的文字会随阅历的增加而懂得，而理解。在理解和懂得之后便能与你相伴一生。就人格的养成来说，则最终收获的是精神上的依傍和支撑。然则记诵似乎也并不全可厚非。
读书报：西方汉学界的研究方法理论目前引进国内的很多，这些方法和理论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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