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学生不同的情况，老师有不同的要求。对于非中文专业出身的学生，老师会要求他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尽量收缩，把目光聚焦在现代文学范畴；而对于我们这些一直在中文系学习又没有多少社会阅历的学生，老师则要求我们不能只关注自己的研究，要懂得延伸，多接触和体验不同的事物，以此打开视野和思维。在这样的基础上，老师希望我们能够建立自信，建立自己的学术领域。硕士毕业后，我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研究生，继续当王老师的学生。这时，老师很明确地和我提出了这一点。记得每次谈话中，老师都会强调研究和写作论文的意义。“研究就是寻找自我、发现自己的过程”“只要找到自己的个性，就会说出别人说不出的话，就会有自己的价值和意义”“要学会通过学术研究获得精神的力量，改变自我的意识和生命”，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属于自己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内拥有自信心，成为别人无法撼动的专家，然后再慢慢地延伸到其他相关领域”“但是，不管怎样，不要忘记自己最精确的领域，切不可丢掉”。翻开我读博期间的笔记，老师说这些话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如今，我同样把这些话带给了我的学生，通过做一件事情，发现自己的意义，建立自己的信心。我想，这是老师留给我的最好的教育。
鉴于我的硕士论文对《新潮》的初步研究还比较顺利，老师也就希望我在此基础上继续挖掘，寻找自己的立足点。关于这个选题，老师一是希望我能在五四运动后新文化分化重组的背景中，研究“新潮社”在新文化中的位置；二是希望我能以“新潮社”作为年轻一代的代表，从中观察中国青年文化的发端和流变。老师认为，我可以由此开始，从宏观和微观上观照并延伸扩展到学院文化、青年文化等各个方面，逐渐建立自己的研究领域，开拓自己的研究道路。于是，我的阅读和研究也从“新潮社”开始扩展到学院派文化。知识分子也成了我和老师此后经常谈论的话题。
那时我每次和老师见面或者打电话，都会很兴奋地说到我对这群年轻学生的了解，谈到他们和陈独秀、鲁迅的关系和区别，言谈之中，对这些年轻学生多少带有崇拜的语气。老师或许觉察到了，担心我在研究中偏离客观的态度，开始和我强调，深入了解他们是好事，但是要有自己的立场。而且，他们作为知识分子，也是有短处的。老师常用孔乙己做例子，在咸亨酒店里，在上等人、下等人和商人的世界里，孔乙己都成了“多余者”，原因就在于文化应该是共享的，而作为知识分子的孔乙己及其文化却远离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自然也就抛弃了他。因此，观察知识分子的时候，既要看到他们对学术的意义，也要了解他们对人和世界的意义。有一年寒假，我从北京师范大学回汕头大学看望老师，老师非常认真地和我说，我们今天必须聊一聊，聊知识分子和学院文化。那天的老师说了很多，有些记忆尤深的话还仿佛就在耳边：“站在五四创造新文化的立场来看，他们从事的研究是有意义的”，“但他们忘记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忽略了对下层的关注”，“对于人的价值的实现，他们的研究并没有起到解决作用”。末了，老师强调，研究知识分子，一定要警惕知识分子抬高赞美知识分子的现象，要不断地反思，问题大小与否、思想大小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立场和角度。还有一次，我们聊到了周作人，并由此谈到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感。老师有点激动，强调不能因为周作人文化上的贡献和意义，就不顾其后来的行为，不能用文化来为政治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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